東京觀察／ G20後的中日新關係

中日雙方一致認為，自去年以來在共同努力下，中日關係重回正軌並取得新發展，今年則是向更高目標邁進的關鍵之年，應把握機遇，在遵循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原則基礎上，落實兩國領導人關於「中日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相互支持對方的和平發展」的政治共識。雙方同意共同規劃運籌好雙邊高層交往，紮實推進經貿合作和人文交流，妥善處理重大敏感問題，推動兩國關係沿着正確方向持續健康穩定發展。 

此外，在安全對話方面，中日雙方相互介紹本國發展戰略和安全政策，並就各自關心的問題坦誠深入交換意見，強調中日兩國對維護本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負有重要責任，應繼續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雙方同意以兩國領導人有關重要共識為引領，加強交流對話，管控矛盾分歧，不斷增信釋疑，努力在安全領域推動構建建設性關係。

東京大學大學院縂合文化研究科川島真教授

日前，日本外國記者中心請來，東京大學大學院縂合文化研究科川島真教授講解了在大阪G20後「日中新時代」，新的日中關係的發展方向及進程，以及日本對「一帶一路」的看法。他說，中日關係的改善是從負增長走向零的改善，並不是說具體那一面非常好。雙方在歷史、領土、海洋（安全保障）、網絡攻擊等地方還有很多爭議的地方沒有解決。改善的象徵點是說，向「一帶一路」靠近，但還有很多地方需要繼續討價還價，不要單純的理解，這就是要合作。

對於安倍政權與中方的對話改善進程，他説，2012年12月安倍政權成立，在2013年的12月參拜了靖國神社。在2014年1月安倍在國會上表示了要改善對華關係，委派日本自民黨副總裁高村正彥及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訪問了中國。並於中方一起制定了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同年11月，安倍參加了北京的APEC峰會，實現了日中首腦會面。2015年4月，又實現了中日首腦會談，2015年8月安倍談話、9月習近平抗日勝利演講都為彼此留下了見面的空間。2016年9月安倍在杭州參加了G20又實現了中日首腦會談，在多次多框架下的中日首腦會談，提供了改善的機會。

川島說，爲什麽要改善關係呢？1、與中國是鄰國關係；2、大國是中國、以及美中關係等重要性，還有新的中國政策、北朝鮮等問題，都需要與中國進行合作交流；3、中國有強大的供應鏈；4、期待中國有大量的旅客入境。日中在貿易的方面，在經濟上中國的重要性提高了，從中國看日本有另一種重要性，堅固的供應鏈。還有，日本國內的民衆對中國的看法也有所變化。

他續道，安倍政權對華關係的改善進程二，就是在2017年6月的日經亞洲的未來論壇，首次對「一帶一路」進行了評價，並發表了對此的意見，提出了四個條件。之後，就是中日首腦相互交流的復活，2018年5月，李克強中總理訪日，參加韓中日首腦會議。安倍再次就「一帶一路」提出共四個條件，（1）開放性、（2）透明性、（3）經濟性、（4）財政健全性。但是，沒有得到總理的回答。

2018年10月安倍訪華期間，又一次向習主席提出四個條件，還是沒有得到主席的回答，連商務部也沒有回答。之後，日本啓動52個第三國合作方案。

2019年3月25日衆議院預算委員會討論「一帶一路」時表示，中方考慮引進四個條件，日方將進行合作。雖説，不是全面贊成，但是，雙方創造一個好的區域合作也是不錯的選擇。

筆者認爲，在這種背景下，中日之間最重要的依然還是依賴經濟關係開展中日關係。日中之間的經濟關係紐帶是非常牢固的。而且，日本的經濟團體對中國的市場期待也非常高。在中國經濟失速的情況下，需要日本的經濟界敞開胸懷討論，如何能夠與中國的經濟結構改革相結合，在各個經濟領域，根據具體情況做出相應的對話與合作，進行多方位的發展。

最後，我們以數年前日本政府宣布釣魚台收歸國有爲例，當時，引發中國各地的反日怒潮，如今中日之間氣氛截然不同，在日本的各地大街小巷到處可以聽到中國話，這反映了外交戰場上的瞬息萬變。我們需要關注的反而是習近平主席，敢與美國爭雄，讓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雖爭霸的過程並不順利，被美國總統特朗普單獨點名不公平貿易並祭出懲罰性關稅。如今，北京陷入與貿易戰的泥淖，在這種情況下，拉攏安倍、穩定與日本關係自然變得極其重要。

在四十年後，對於新的中日領導人而言饒富意義。如今，日本已取消對中國的發展援助，而中國也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是全新的習近平時代的開始，也是安倍的第二春之際，特別是美中之間貿易戰爭，大大限制了習近平在外交政策能夠揮灑的空間。這或許也因此，這次大阪中日高峰會沒有太多可值得紀念的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