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論】全球將面臨另一波經濟衰退的壓力？

 

日本早已陷入流動性陷阱

上周提到，由於所謂的經濟數據復甦美國民眾根本享受不到，所以持有流動資產的人不願意投資，令美國陷入流動性陷阱中，而且不只是美國有此情況，全球不少國家亦陷入同樣的困局中。
或者要先解釋一個重點，就是一般民眾享受不到經濟復甦的假象，但至少美股持續創新高，理應有一少部分人可以受惠，而這部分人為何又會不願投資，並為經濟帶來實質動力？因為可以為經濟帶來最大推動力的階層是中產，而非因為財富轉移而取得龐大收益的超級富豪，可是不幸的是全球的中產比率正在下降，而比率下降不是因為中產轉化成富豪，令富豪的比率上升，反之是不少中產跌回基層，因而令中產的比率下降，這亦是所謂的中產壓榨(middle class squeeze)。

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定義，中產階級即收入水平位於全國中位數的75%至200%之間，而36個成員國的中產人士佔人口比例，已由80年代的64%降至現時的61%，而且年輕人似乎越來越難成為中產，因為嬰兒潮出生的長輩有68%可以成為中產，但千禧世代出生的只有60%能躋身中產，而且最嚴重的問題是現時約有兩成中產家庭入不敷支，需要靠借貸過日。

事實上，中產比率下降，對經濟帶來損害並非沒有根據，因為日本最在2006年已開始研究中產壓榨對經濟帶來的問題，日本社會學家三浦展(Atsushi Miura)表示，全球化加速資本主義的惡性競爭，迫使年輕人尋找收入不穩定又欠缺保障的散工，所以亦令日本出現中產壓榨的情況，並導致不少人失去了投資動力，亦即是持有流動資產的人，不願投資，令經濟失去增長動力，並引發流動性陷阱，成為日本經濟無法回復增長動力的一大原因。

除了日本的情況可以視為一個參考外，中產壓榨的問題持續下，全球的社會問題亦不斷升溫，因為中產壓榨某程度亦反映出貧富不均的問題日益嚴重，這會令民眾的不滿情緒升溫，並為帶來社會不穩，所以近年各國示威衝突不斷，如法國黃背心運動、香港近日持續不斷的示威遊行等，似乎都不是偶然的事件，而且由於民眾不滿情況升溫，亦會令民粹主義升溫，並會令不少國家出現狂人領袖，如美國、英國及巴西現時的總統及首相，都是令人難以捉摸的，這亦會令國與國之間的衝突加劇。

如果情況持續下去，可能出現的問題或者不只是經濟危機，究竟是甚麼問題？

解決收入不均才是政策的重點

中產壓榨的問題持續下，可能出現的問題或者不只是經濟危機，而是一場又一場的社會運動，甚至全球各地的不同形式起義。香港現在持續超過2個月的社會運動，其實亦只是全球其中一危機。事實上，香港早有官員洞悉危機將會發生，他就是勞福局長羅致光博士，他在今年5月5日的網誌，曾發表以下言論：「香港和法國的貧富懸殊情況，以稅前福利轉移前計算的堅尼系數來看，都是相當之高，香港只是稍為高些（0.539相對0.516），但由於法國的利得稅與入息稅都遠高於香港，計算稅後福利轉移後，香港的堅尼系數便遠高於法國（0.473相對0.291）。當然，我們用任何兩地來作比較時，都應知道兩地的歷史、文化、政治、社會及經濟都不同，單是抽取一些指標來比較，會有不同程度的簡化⋯⋯法國的失業率高，位列歐盟第四（低於希臘、西班牙及意大利），亦可能是原因之一。

在新聞中有關今年1月於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的報道，主要都是關於世界各國領袖的說話，而論壇創辦人及執行主席施瓦布教授（Prof Klaus Schwab）給予各參加者的結語卻不見有所報道。在施瓦布教授給予參加者的信中，反映不少參加者對現時世界多個現象所表達的擔憂。施瓦布教授提到，現時世界五個失衡的系統，其中一個便是社會上不斷惡化的貧富差異（disparity）。當然，施瓦布教授的信中亦提到法國黃背心運動，作為反映社會失衡的一個標誌⋯⋯當然，制定適時的政策，政府責無旁貸，不過，亦需要凝聚社會的共識，政策的制定與推行才得以順暢。不論是法國的黃背心運動，或是過往數年的香港貧窮情況分析，都顯示就業對脫貧及減低收入不均的重要。」

從網誌可以看到，羅局長早已對法國黃背心運動，最終在香港發生有一定的憂慮，只是想不到他的網誌發表後一個月，香港便出現一連串的抗爭事件。如果根據羅局長、一個早已看清形勢的高官建議，解決收入不均才是政策的重點，那麼現時政府只是針對遊行示威活動對經濟帶來的影響，似乎是錯誤評估形勢，最終不單無法解決問題，甚至只會令問題延續下去。

2015年「佔中事件」看似告一段落，但為何是不足四年後，香港又發生持續性的社會抗爭運動？當然我們不應該只針對香港，看看法國背心運動至今仍未解決，這就反映出不少全球不少政府都錯了焦點。但社會運動已是最差的情況？

注意：另一波經濟衰退

隨著增長降溫，貿易緊張關係導致全球經濟受到的負面影響越來越大，全球經濟受到的壓力日益增加，所以現在不少人開始談論全球是否將會面臨另一波經濟衰退的壓力。過去數周已經談論過，美國等國家可能已經陷入流動性陷阱之中，而中產被壓榨，亦是一個很大的原因，所以全球經濟其實早已陷入萬劫不復之景況，只是智能手機等科技的興起，一度令全球經濟出現起色，但現在智能手機的發展似乎已到了樽頸位置，除非短期內有新的產業興起，並帶動全球經濟再度有新的動力，否則單靠減息，或各國央行的貨幣政策，很難令經濟起死回生，而且全球面對的不只是經濟衰退這麼簡單，全球經濟出現蕭條的可能性，其實正在不斷升溫。

而經濟蕭條引伸的問題，並非單純經濟問題這麼簡單，看一看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所引發的問題。不少人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作出了研究，認為1929年全球經濟大蕭條，令英法等國受挫，並失去了阻止德意擴張的能力，因此只能譴責，而這變相進一步鼓勵這些國家擴張，當然，經濟大蕭條亦重挫了德國及日本的經濟，不過這些國家面對經濟壓力，產生的卻是納粹主義及軍國主義成功崛起，這則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出現的源頭所在。

當然，現在會否出現經濟衰退或經濟蕭條，仍然未可確定，所以更不應談論會否出現另一次世界大戰。但如果參考1929年全球經濟大蕭條的成因，那麼各位是不能不感到憂慮。

有不少著名的經濟學家，已對1929年全球大蕭條的成因，作出了不少的分析，但二十年代的兩位經濟學家Waddill Catchings和William Trufant Foster卻將「不均衡理論」(equilibrium theory)通俗化，認為經濟體生產了過多的產品、以至消費市場不能完全消化，同時因爲消費者收入太少，導致市場出現供過於求的現象。他們認為，二十年代財富分配不均是導致大蕭條的緣故。這樣的情況，在90年後的今日，似乎再一次發生。

故此，除非各國明白收入不均所帶來的嚴重性，否則全球經濟是否可以避過衰退甚至蕭條，但以現時全球各國的政策，不太樂觀，所以全球會否再出現世界大戰，其實亦不應太掉以輕心。

 

文章原刊於《The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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