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聚嶺南》「對症下藥」的扶貧政策不能單靠「官方貧窮線」導引
作者: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教授鄧敏如
根據政府於上星期五發表的《2018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2018年在政策介入前的香港整體貧窮人口上升至140.6萬，貧窮率較2017年增加0.3個百分點; 至於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貧窮人口則減至102.4萬，貧窮率較2017年增加0.2個百分點。政府認為主因是香港人口高齡化速度加劇，同時指出現時貧窮線以住戶收入為基礎的局限，尤其是未能反映在65 歲及以上長者中「「收入貧窮、但有一定價值的物業」而「誤入」貧窮線的一群，如退休人士。在報告中，更花了一定的篇幅去剖析這一群長者的背景，試圖解釋2018年貧窮長者人口及貧窮率即使在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回升至36萬人及 30.9%的情況，是隱藏著一些並不需要經濟援助的長者，「高估」了長者貧窮人口數目。整份報告的論調有點「輸打贏要」，再一次迴避政府扶貧政策「愈扶愈貧」的質疑。
應使用其他量度貧窮方式
事實上，現時政府以住戶收入作為量度貧窮的單一指標，並未能就實際的生活水平反映香港貧窮人口的變化，窒礙了貧窮線導引扶貧政策的重要功能。除了現時以「收入」(Income)方面制定貧窮線外，筆者建議政府同時亦可輔以「開支」(Expenditure)模式來量度貧窮，評估現時社會福利的金額是否足夠滿足貧窮人士的基本生活需要(Basic Needs)。筆者建議政府可參考「物質匱乏」(Material Deprivation)的理念，研究以「預算標準法」(Budget Standards Method)，透過社會討論建立共識來擬定不同人口數目及特徵的香港住戶維持基本生活而所需要的的貨品清單，以一個星期或一個月的消費作基礎，然後根據各貨品的價格計算出必需品總和的「標準預算」。若住戶的總開支低於此預算水平便是屬於貧窮戶。這樣，在政府檢討和修訂現存福利政策如綜援金額、在職家庭津貼金額及最低工資時薪等，便可在計算有關福利水平時參考此維持基本生活水平。
貧窮量度的重要性在於能提供政策導向，並且有助評估各項扶貧政策的成效。為回應社會對香港貧窮情況的關注，首個扶貧委員會於2005年2月成立，是政府首次成立專責處理香港貧窮問題的諮詢委員會，可是於2007年6月解散。其後在2012年12月重新成立，接著於2013年9月公布首條官方貧窮線，並每年更新貧窮線及分析香港的貧窮情況。至今已經進入第7年的尾聲，政府在明知貧窮線局限的情況下，仍不去正視這個缺口去扶貧是不切實際。要制定出「對症下藥」的扶貧政策，政府便不應再排拒運用其他輔助量度貧窮工具來幫助了解香港貧窮人口的生活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