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蘇淑賢：兒童數據追落後

筆者服務兒童已有一段頗長時日，很多時都會問自己香港兒童所處狀況是否較過去有所改善，未來應該更著力關注哪一部分？不過，坦白說，這種自問自答往往都是流於主觀感覺，缺乏數據支持。幾年前負責研究的同事架設「香港幼兒發展指標」網站收集散落各處與幼兒有關的數據，乃為解決此問題，亦為有意了解兒童事務人士提供方便之門。網站架設後，負責的同事卻不滿意，評語是數據七零八落，而且難與國際比較，並以香港在這方面十分落後為「結案陳辭」。

行政數據整合落後

同事的評語直率但中肯。在香港，不管是政府，抑或學術界，均沒有定期收集及公佈與兒童相關又比較全面的數據。不少已發展國家及鄰近地區在這方面已相當成熟，例如澳洲有Children’s Headline Indicators，當中有19個指標，而且營運當局有一套完整及嚴緊的資料收集及發放系統；美國有American’s Children: Key National Indicators of Well-being，按8大項目展示歷年數據；加拿大統計部門網站也特設兒童及青年的版面發放相關數據及分析；鄰近的台灣也在其兒童權利網站內設立兒少統計專區，分6大項目把各政府部門的統計數據集中起來；澳門亦不甘後人，社會工作局設立澳門兒童數據資料庫，涵蓋100個多指標。香港在有關兒童的行政數據整合方面，實在相當落後。

學術研究亦困難

在學術層面又如何？海外就兒童幸福指標(Child Well-being indicators)的研究也著實不少。當中比較著名的學者包括英國約克大學的Bradshaw、美國杜克大學的Land及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Ben-Arieh，均是該範疇的領航人物。可惜，他們的研究比較集中在歐美地區。本地也有學者曾就亞洲地區(包括香港)的兒童幸福指標進行研究，包括香港浸會大學的曹嬿妮及嶺南大學的劉嘉慧，但她們不約而同指出該地區欠缺可用數據，令研究產生困難。顯而易見，沒有政府提供可靠的數據，有心的學者也是舉步為艱。

研究需要資源及社會支持

此外，即使政府願意定期公佈行政數據，也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因為兒童幸福指標涉及多個範疇，政府的行政數據不一定包括其中，而且近年國際趨勢傾向把兒童的主觀感受納入為指標之一。因此，無可避免要另闢蹊徑。正如Ben-Arieh所講，單靠單一資料來源並不可行，需要三管齊下，即行政數據，普查與調查(survey)及社會研究(social research)11。然而要以科學化方式搜集一手資料，涉及不單是技術，更要資源及社會支持。雖然研究資助局有一系列的研究資助可供申請，但競爭十分激烈，而且往往著重研究的突破性及潛在學術成果發表。研究人員以同一主題定期成功申請研究經費，肯定並不容易，一旦失敗，便會有損數據的延續性。因此，供穩定的研究經費實是不可或缺。

另一方面，目前坊間充斥著學術機構、商業機構、非政府組織，以至政治組織的各類型調查，從電話、街頭、上門及到校均有，部分甚至以調查為名，招攬生意為實。不少市民已經不勝其煩，加上保護私隱意識日趨加強，成功訪問率愈來愈低。因此，讓市民能夠分辨不同的研究機構、研究性質及作用便相當重要。此外，研究機構在搜集市民數據之時，亦需嚴守道德規範及主動保護私隱。否則良幣為劣幣所驅，最終一些真正有利市民福祉的研究也一拼被拒，並非港人之福。

寄望兒童事務委員會

兒童事務委員會在2018年成立，它的其中一項職權乃「制定一個設有指標的框架以監察及評估其達致願景的程度」。委員會更下設研究及公眾參與工作小組主責開展和監督發展中央兒童數據資料庫及制訂與兒童有關指標的兩項重要研究。期望透過委員會的努力，為香港制訂足以反映兒童狀況的指標，並建立數據平台，開放予公眾使用。如此，不但有助瞭解兒童所處境況，從而制訂相關政策及評估其成效，亦有利各社會團體提供更貼合兒童實際需要的服務，令兒童有更合適的成長環境及支援。

希望香港在兒童數據方面可以追回落後，讓政策制訂者、服務提供者及一般公眾再不需要對兒童狀況作瞎子摸象，純粹自我感覺良好或不良好，而是能夠以實質數據勾畫清晰圖像，從而推動改善兒童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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