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慶成：失落桂冠是改革契機
隨着2019冠狀病毒確診數目急速上升，近來香港社會焦點又再次落在疫情會否於社區暴發的問題上。上周二一則與疫情無關的重大新聞，很自然沒有引起港人相應的注意。這則新聞就是美國傳統基金會當天發佈的2020年經濟自由度指數中，香港首度被新加坡超越，只能屈居全球第二位。
環顧全世界，目前較為著名的經濟自由度指數有兩個：一個是由美國傳統基金會編製，另一個是加拿大的弗萊舍研究所編製。這些指數皆主張經濟自由度與經濟發展水平成正相關關係，即經濟越自由，經濟發展水平越高。自從美國傳統基金會指數編製以來，香港由於長期推行積極不干預政策，在過去25年一直雄踞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寶座。
實際上，回顧香港自二戰後所創造的經濟奇蹟，確實也印證了經濟自由度促進經濟更繁榮的理論。在香港，政府不會直接插手商業運作，而是着重建立優質的營商環境。多年來，港府的「大市場、小政府」理念吸引了大量海外私人投資流入，從而促進香港經濟發展。
但不消說，踏入21世紀，單靠自由市場顯然已經不足夠。一方面，外圍形勢劇變，不少鄰近地區例如新加坡、韓國等，都藉着政府更積极參与經濟，在經濟增速上跑贏香港；另一方面，港府仍然過度沉迷「積極不干預」的施政理念，以致最自由經濟體成為了部分官員懶政的擋箭牌。港府捆起雙手，其效果無異於自綁捱打，在國際競爭中不進則退。
更甚的是，香港坐擁「最自由經濟體」的頭銜、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衍生了大大小小的社會問題。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早年將公共屋邨商場售予私人企業領匯，將公產私有化。
在以前，雖然政府管理公共屋邨商場的效率未必理想，但畢竟商品價格便宜，對低收入人士來說是另一個選擇。可自領匯接手後，雖然改善了街市商場環境，卻也迎來了租金大幅提升，以致商戶怨聲載道。
許多住在公屋的基層老百姓紛紛投訴，除了商店受影響，昔日街市變成連鎖店基地後，他們也被逼「捱貴貨」，生活百上加斤。
對於這個問題，政府原本有責任為公屋居民提供合理服務設施，就算要引入市場機制，也應嚴格監管。然而，港府一直奉行「大市場、小政府」施政理念，堅持不積極處理。港人就只能靠自己，怨聲載道。
近年困擾港人的房價問題，同樣是港府過分倚重市場自由放任的衍生品。香港是外向型經濟體系，一直以來都極容易受到外圍經濟環境的影響。過去十多年，美國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引致大量資金流入香港的投資市場，增加資產泡沫，樓價飆升，為港人帶來困擾。
可惜，一直奉自由市場原則為圭臬的港府，擔心以任何形式干預市場，會予人操控市場的壞印象，嚇退外來投資者。所以就算香港樓價不斷上漲，當局也只是慢條斯理地推出壓抑樓價的措施。
港府打着「積極不干預」市場運作的旗號，後果有目共睹。過去幾年，香港樓價不斷創歷史新高，沒有物業的港人只能任由大地產商魚肉。
可以說，「最自由經濟體」這塊香港在國際上的金漆招牌，今時今日已經不合時宜，甚至是弊病叢生。在所謂「自由」市場下，港府「積極不干預」，逃避照顧弱勢群體的責任，導致近年香港的貧富懸殊達至歷史新高，威脅到社會的穩定。
從積極的角度來看，香港這次失落「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桂冠正好是改革的契機。當局應該拋開死抱「積極不干預」之原教旨主義的迷思，付諸行動解決社會上深層次問題。如何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也讓改革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為低收入的群體提供切實的基本生活保障，才是為政者的頭等任務。否則，香港即使享有經濟自由，也不能保證社會繁榮穩定！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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