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桐山:民主制度的滯後性成了防疫盲點

2020-04-15
吳桐山
學研社研究員、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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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先後肆虐中國和歐美,最近網上流行一句話,說馬克思說過:「當人類世界出現瘟疫大流行的時候,資本主義就會暴露種種弊端,從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的趨勢來看,瘟疫也是資本主義的喪鐘。」但在社交媒體時代,就像「魯迅說」一樣,任何人說也可以冠上「馬克思說」名頭,反正我沒有找到馬克思說過這句話的出處。這個時代就是用別人的名頭,表達自己的意思,馬克思說也好、魯迅說也罷,其實都是反映大家在這次疫情中,反思社會制度的優劣。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劣性是一個很大的話題,一次疫情也許暴露出某些優缺點,但也不能就此就斷定誰優誰劣。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事物的發展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所以人類覺得哪種制度好,根本不重要。但管中規豹,這次疫情的處理倒是反映出民主制度的一大弊端。  

病毒是有潛伏期的,因此要堵截病毒傳播,必須要有前瞻性,因為傳播發生在前、確診發生在後、死亡發生在更後。但民主政體的特點是,執政者要反映民意,民意何來?民意是不可能先於病毒傳播而形成的。公眾對病毒的恐懼,必然是看到確診、死亡數字激增,才會產生恐懼,繼而形成民意給政府施壓,再形成政策。因此雖然歐美各國早就看到中國內地的疫情發展,但沒有用,當地的確診、死亡數字沒有急升,恐懼的民意是不會形成的,因此政府是不會預先採取措施去堵截病毒傳播的。歐美不吸取中國內地教訓,錯失防疫時機,不是偶然而是制度必然。  

當然,也有一種說法是新冠病毒其實更早就在歐美傳播,對此我不置可否。但當時政府並沒有統計和公佈感染數字,甚至連檢測都沒有做。既然連數字都沒有,那當然更談不上恐懼,更不可能形成民意去影響施政。  

還記得3月初,意大利新冠疫情開始爆發的時候,我與朋友討論說:如果要堵截新冠病毒,香港特區政府現在就應該馬上對所有國家和地區封關,疫情發展趨勢很明顯,先是內地、再是歐洲、最後美國結尾,要堵截就要有前瞻性,現在就要做。現在歐美都是高危,對香港而言,既然對內地、日韓(日韓更早爆發疫情)、歐美、英國都封關了,這與全面封關有什麼區別?倒不如做得徹底一點,全部非本港居民不需來。我還對朋友強調說:我一貫反對封關防疫,但的意思是——要麼不封,要封就要現在封。結果,特區政府要等到3月19日才做這一步,比我提出執行的時間晚了兩星期有多。如果措施早在3月初就執行,本地確診的病例也許可以減少一截,這才達到堵截的本意。病毒有潛伏期,當你看到確診數字急升,病毒早已進來,堵截已經晚了一步。 

解除跨境限制恐滯後

看到近日香港新增病例下跌,朋友又跟我提起:如果當日政府可以聽我說,早知早覺,也許病例可以少幾百呢。這次我倒說:我之所以可以這麼說,是因為我是一介草民,沒有負擔,但政府施政要顧慮民意,民意是肯定滯後的,所以我相信不是高官們比我蠢想不到,而是他們想到也沒有用。如果我是官,雖然我明知道3月初落閘是最有效的時機、代價最小,但沒有辦法,我一定要等到滯後的確診數字升,我才能行動。試想想,如果我提前做了動作,提前做了封關,做了限聚令,那麼確診數字可能根本不會出現高峰,那麼民意就會反過來怪責我,說我反應過敏,導致經濟遭受巨大損失,給市民生活帶來不便。那麼我作為官,不僅無功、反而有過。因為病毒被我堵截了,沒進來,沒進來大家就看不到,沒看到,我的堵截又怎麼可能有功呢? 

民主政體要反映民意,民意卻肯定是滯後,不可能超前,這在對付病毒上是一大缺陷。同樣道理,堵截我們滯後了,放鬆也肯定是滯後的。隨著疫情受控,我相信受疫情影響的地區,包括內地、歐洲和美國,都會逐漸放開境內的限制措施,但要放開跨境限制措施,卻就比較滯後了。道理很簡單,境內限制措施影響每一個人,民意壓力大,疫情一受控就要放開。但跨境限制措施只是影響少數人,大部分人不需要經常跨境,民意壓力小得多。相反,如果一旦「開關」之後,出現一例兩例跨境傳染的病例,那麼民意壓力就很大了。以香港為例,本地新增10例,大家都只能無奈接受;但如果內地傳1例到香港,恐怕有些人就要吵翻天。因此,我認為除了歐盟內部(因為有歐盟機制協調),其他跨境限制措施的解除,應該比大家想像的要來得晚。直至這種跨境限制措施,對經濟帶來的破壞產生的痛感,大於大家對病毒的恐懼之時,解除跨境限制才有民意基礎。如此說來,這種疫情帶來的全球化斷鏈,對中美等大國或許是很大衝擊,但對香港、澳門、新加坡這些細小外向型經濟體,恐怕是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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