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慶成：抗疫收效港人為何怨氣未消？

香港自從1月底2019冠狀病毒疫情暴發後，一直持續不斷的社會衝突就戛然而止，過去三個月再沒出現大型抗爭活動。但這不等於社會已經轉趨平靜。

因疫情的關係，我過去幾個月大部分時間都乖乖地呆在家裡，發現一到晚上10時，就有人在樓下大叫反修例口號。這邊一聲「香港人」，那邊一聲「報仇」，相互呼應，不無凄厲和怨恨。

這個叫嚷活動正是去年六月反修例運動的延續。當時，有示威者發起每晚10時開窗齊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口號，以向特區政府表達不滿。

毫無疑問，這個小細節也反映了當前香港社會的平靜只是暫時性。去年香港發生的社會運動和一連串衝突，在今年初疫情暴發後漸漸平息，但港府民望仍然持續處於低水平。可以預見，社會抗爭活動很大可能在疫情過後，又會在街頭出現。

對建制派來說，抗爭人士的行為固然令人討厭，但有一點卻不得不佩服他們，就是其無比的恆心。問題是，這些抗爭者為何一直堅持要鬥爭呢？

最近我閑暇在家，剛好在看有關世界大戰的書籍，不由想起意大利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故事。

1915年，意大利簽署《倫敦條約》並向奧匈帝國宣戰，揚言要取回被佔領的領土——阜姆和達爾馬提亞。其後意大利向奧匈帝國發起了十多場戰爭，但屢戰屢敗。這場戰事持續了兩年，意大利士兵死亡人數多達70萬人，損失慘重。

但意大利輸掉第一場戰役，損失了1萬5000人後，其實是可以提出簽署和平條約，當時奧匈帝國也樂於接受。可意大利這些政客怎能面對犧牲的士兵的家人說：對不起，是我們犯了錯，他們只能選擇繼續打仗。受傷的意大利士兵也寧願相信，他們的付出是為了國家的光榮，而不是因為相信了愚蠢的官員。

恕我直言，香港抗爭人士持續不斷地進行社會抗爭，某程度上就是意大利的翻版。

在這次反修例運動中，泛民主派政客和一眾抗議者們互相鼓勵，互稱為「手足」（兄弟）。不幸地是，大量年輕人在運動期間一個個被拘捕和檢控，甚至被定罪判監。

不消說，這和泛民政治人物錯判形勢，沒有在港府讓步後及時收手，以致越來越多「手足」被捕甚至犧牲有關。但這是不能對抗爭者說出口的事實。結果，泛民政客只能虛構出一個又一個故事，以合理化其堅持抗爭的行為。

比方說，當有抗爭人士被捕，泛民就會誇大部分前線警員濫權的一面，甚至聲稱警察去年8月31日在港鐵太子站瘋狂打死很多示威者。

又如香港的法治制度一向為世界推崇；但在面對一次又一次的拘捕後，泛民也越來越嚴厲批評香港法治，形容已經淪落到成為特區政府用來鎮壓人民的工具。

再如，香港疫情昨天出現零病例，反映林鄭政府過去三個月的抗疫工作做得相當不錯。但泛民視若無睹，聲稱今時今日香港的抗疫成果並不是靠當局，而是靠香港人自救。

稍為理性的人都可以看出，泛民上述講法明顯與事實有很大的距離。不幸的是，在泛民政客不斷「催眠」下，上述自欺欺人的論述除了吸引到一眾支持者，連他們自己也開始信以為真。

例如「佔中」發起人、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早前就撰文宣稱目前中共對外受制於世界各國的圍堵，難有餘力壓制香港反對力量的冒起；若港人能堅持抗爭，很大可能在不遠的將來會出現想不到的改變云云。堂堂一位法律學者，竟然也相信港人有能力推翻中共在香港的管治，實在令人感慨不已。

心理學上有一個名詞叫「認知失調」，用來描述個人發現到自己的行為與認知彼此不能調和一致時，往往會改變認知，以遷就其行為合理化。可以說，泛民陣營過去一年正是患上了「認知失調症」。這也解釋為何香港抗疫漸見成效，但反政府的怨氣仍然未消！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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