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聚嶺南》政策分析也可成就一番事業

 
作者：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教授溫卓毅博士

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全球，各國政府應對公共衛生危機的措施各有不同。從鼓勵戴或不戴口罩、是否停工停學，以致是否取消大型活動、是否關閉邊境，各項決策不斷引起政策辯論，同時也觸發政策學習(policy learning)及政策擴散(policy diffusion)。

經此一役，世人可能迫切希望了解「各國為何採取不同政策，有何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因素考量？何種政策最為有效？」。種種疑問事關人類福祉，皆需要進行紮實的政策分析才能解答。否則，人類只會重蹈覆轍，就如張炳良教授和袁國勇教授不約而同指出的，香港與內地並沒有完全汲取17年前SARS一役的教訓。

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以找出最有效的可行解決方案為目標，是公共管治的核心活動。香港以「經濟城市」自居，同時管治體制行政主導，政策子系統（policy subsystem）相對封閉。學界與智庫難以取得官方數據作資料分析，甚或研究成果或政策採納，也未必能獲得公開認可佐證機構的政策影響力。所以，縱使本港多間院校設有公共政策學系或學部，提供政策分析的課程，但政策分析在香港尚未發展成為專門的行業。

隨著時局變幻，政策分析的作用似乎逐漸顯現。首先是特區政府開始重視政策研究，希望從政策分析中獲得啟示。例如，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管理的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針對去年6月開始的社會事件，推出特別申請輪次，分析事件的因由及深層次問題。

此外，香港智庫發展在國際上泛起漣漪，不再是死水一潭。例如，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今年1月發表《全球智庫報告2019》，團結香港基金在「全球最佳智庫（美國及美國以外）」榜中，位列第112名，比2018年排名上升19位。

更有趣的是，原來「在商只言商」的大企業，也開始意識到政經互動之下可能改變營商環境。短期的社會事件固然影響市場推廣策略，及時作出危機管理。更為宏觀地看，跨國公司需要滿足不同國家的監管要求，需要專業的公共政策經理敏銳地辨識政策風險，提供決策建議。尤其是互聯網和科技巨企，不時面對私隱保護、網絡安全、言論自由等公共議題。不久之前，美國五大科技股巨頭FAANG的Facebook和Amazon就在招聘香港公共政策團隊，希望增強與持份者溝通，參與法規及政策討論。

所以，假以時日，政策分析師也可以如同律師、會計師、建築師一樣，成為備受尊重的專業人士，成就一番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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