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詠紅：我所認識的鄭永年老師

我是在2005年首次知道新加坡國立大學有一位優秀的青年教授、中國專家鄭永年。在即將出發到北京當駐站記者前，我在上級指派下到國大去聽一場小範圍的學術研討會，目的就是結識鄭教授。可惜當時對中國所知太少，沒有聽懂多少內容，也沒話題能跟「目標對象」鄭永年搭上多幾句話。

鄭教授不久後去了英國諾丁漢大學，我到了北京後也曾打長途電話到英國、在2008年以後打到新加坡電訪他。時間長了，加上偶爾他到北京出差時的見面，以及拜讀他的著作和在《聯合早報》上的專欄，不知不覺對鄭老師熟悉起來。

在新聞一線採訪，記者對於願意花時間接受媒體採訪、願意私下聊天，無私分享學識觀點的專家學者們，永遠感銘於心。客觀上，記者是在工作實踐中與受訪者的撫育下成長，長期採訪的專家學者都是記者的老師。

從我最早開始報道中國新聞，掙扎着學習觀察時政，鄭永年老師就總是心平氣和地、以平視的態度受訪，讓我不會感覺到有壓力，也不用擔心受到歧視。即使我問了一些現在看來顯得很無知的問題，學識淵博他總是能輕鬆地在瞬間化解，而且像師長般教學解惑。這種交流持續了很多年，從來沒有因為鄭老師的名氣越來越大而有所變化，而我心裡一直覺得，自己就是鄭永年老師的其中一個學生。

2012年我回到新加坡，現場聆聽鄭老師講座與見面的機會多了。這時候，到東亞研究所去拜訪鄭老師不止是一件愉快的事，更是思維的拓展與激發。而在私下交談中，更容易知道他的真實想法，也有許多機會切身感覺到他對時局觀察的敏銳和準確預見性。比如早在2015年，他就在新加坡的一場講座上警惕中美髮生「意識形態冷戰」；今年2月下旬，我和同事拜訪鄭老師，他已憂心忡忡地警告：「不要小看這場疫情，除非這次西方被打下去，否則新一股反華的浪潮就要興起」。

鄭老師剛來新加坡的時候，也是《聯合早報》剛上網的時候。他在《聯合早報》持續十多年的專欄，以他的博學、學理基礎與對時局的深入洞察，培養了大批的粉絲，早已成為《聯合早報》的一個品牌。除此之外，《聯合早報》在新加坡與中國主辦的公開論壇，鄭教授也多次欣然應邀出席，而且每一回他都精心準備，為廣大的民眾提供了思想的饗宴。

從個人的層面，多年來在我和同事們與他接觸，他的平易近人、親切隨和也是一貫的。有別於社會上其他一些名人選擇的為人處事方法，鄭老師始終以平常人的心態生活，他的物質生活很簡單（我的同事注意到他所穿的衣服袖口常常是磨破的），對人完全沒有架子，態度常常是熱情的，不對人「設防」是他的生活狀態；回想起來，他的熱情親和也可能給他帶來一些困擾。

這些年來，關於鄭老師觀點的批評、商榷漸多起來。這些爭議起因於各人的不同學術立場和觀點，都是輿論界正常現象，觀點交鋒可以尖銳，但不應該上升到對人品的懷疑或攻擊，而鄭老師本人從來不與人辯論，他對「不抗辯」的固執，有時會讓誤解一直存在。

上周，關於鄭永年老師的不利傳說突然在中國境內外的中英文社交網絡上傳開，作為本地學術機構的前負責人，在本地網絡媒體上引起報道和關注，我們報社內部同仁與眾多熟悉鄭永年、喜愛鄭永年專欄的讀者一樣，都處在巨大震驚中。按照新聞作業方式，記者向新加坡警方求證後得到警方曾發出「嚴厲警告」的信息，而鄭老師最初不願意公開對此事置評。

《聯合早報》不能因為當事人是本報的專欄作者、與我們有多年情分而有所偏袒，讓個人的感情干預新聞報道。越是遇到極為敏感的問題時，我們能夠安身立命的基點是依據當下能掌握到的信息說話。鄭永年老師是在中國擁有眾多粉絲、有巨大影響力的學者，和《聯合早報》有着近20年的魚水關係，有的朋友要看到我們的情，廣大讀者則要看到理；人情、事理與信息不足處於劇烈衝突中。

然而，不論這些專業之外的傳聞如何紛擾，鄭永年老師的學識修養有目共睹，也不會影響他在我個人心目中的地位。

而在工作中，新聞工作者的責任是儘可能找到更多真實信息，例如2012年的事件，我們已經看到了為什麼指控不能成立的原因。在後續有關鄭永年所涉傳聞的一切報道中，《聯合早報》的報道必定是恪守原則，根據事實信息說話的結果。而我知道，恪守這個原則，真相必會水落石出，還所有當事人一個公道。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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