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聞學：揭採訪權與持槍權的隱秘聯繫 證香港應該推行記者發牌
警方近日修改《警察通例》下的「傳媒代表」定義，只承認政府新聞處登記之本地媒體，被多個記者組織質疑變相由官方發記者牌。但其實，記者發牌制度也未必是壞事，為何不能在香港推行？一項在新聞學上都說得通的事情，為何在香港連考慮、討論一下都不可以呢？
說穿了，便揭出本港新聞行業根深蒂固又羞於自省的「傲慢與偏見」。此地傳媒學院、機構及組織大多信奉西方傳統新聞理論，認為所有人民都有權拿起紙筆相機，化身記者監督政府，所以不贊成設立記者登記制度。
這種「人人皆可為記者」的「採訪權」，恰巧與美國「持槍權」的精神一脈相承。該國憲法第二修正案明文規定：「人民保有及配帶武器之權不得侵犯。」以防出現極權暴政，人民即可拿起槍來合力推翻政府。也恰巧的是，這世上大部份行西式民主的國家也都是不設記者登記制度的，所以他們便視記者發牌為極權國家的專制。
然而時移勢易，如今美國人持槍的弊端大家都有目共睹。沒完沒了的槍擊事件，奪去無數鮮活的無辜人命，而在兵工科技日益先進之下，民眾與政府的武力根本不成正比，即使人人持槍也絕不可能打嬴軍隊。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的原意早已流逝，換來槍械銷售的龐大利益與金權交易，在促使政客頑固地守護這項收買人命的所謂「權利」。
在香港，不設記者登記制度也不是一面倒的有利無弊，最明顯的壞處就是阻礙新聞行業專業化。實情過去也不斷有行家提倡所有記者都要參加考試發牌，以提升專業形象，爭取較佳薪酬待遇。
至於此地一些發證的傳媒組織不斷強調自定義的「採訪權」，又是否與美國既得利益者守護「持槍權」的情況類同？是因爲放不下西方傳統新聞理論賦予的「優越感」？還是硬要做不合時宜的「無冕皇帝」？
尤其是最近幾年，在客觀政治形勢下，新聞行業放任自流的弊端不斷浮現，很多激進青年開始在鑽這個空子，扮記者參與示威甚至暴動，對警方執法造成阻礙，也激化警察與記者間的矛盾與誤會。
為了改善現狀，警方是有權根據他們執法的實際需要修改《警察通例》的，正如任何機構舉行記招都有權拒絕來意不善的傳媒代表進場一般，讓哪些人拍攝紀錄或不讓哪些人拍攝紀錄自己工作，純屬執法者的「主場權利」，而不是某些政客或組織刻意誤導的「制度改變」。
而與此同時，因為資訊愈來愈發達，西方傳統新聞理論所要防止的「政府壟斷輿論」也愈來愈不可能發生了。反而是入行門檻急降之下，出現大量濫竽充數、良莠不齊的所謂「媒體」，使公眾蒙受假資訊誤導的風險大大增加。
在此情況下，筆者認為香港推行記者登記制度絕對是利大於弊，值得一試。
回看那些激烈反對發牌的記者組織，放在追求安穩富足、大家一起過好生活多於個人主義的華人社會，也頗有點「文明衝突」的意味。香港人身份認同固是一個講不完的大話題，但現實是連一些西方新聞學者都在反省的事情，為什麼香港還要繼續守殘抱缺？連拿出來討論一下都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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