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偉：從新聞報道到新聞教育--賽道轉變熱情不減
落筆撰寫這篇專欄、回顧自己的記者生涯時，我不禁想到了美國記者本•布萊德利的自傳《美好人生》。布萊德利是天花板級的傳媒人，我對他敬佩不已。
在決定和熱愛並辛勤耕耘了33年的新聞報道事業說再見時，我想不出比這更恰當話來總結自己的新聞報道生涯。我已決定，本月告別我熱愛並為之奮鬥了26年之久的南華早報。
1993年，我完成了在英國的學習後，來到香港。對這座自由之城及其敢做敢為的「獅子山下精神」，我敬佩有加，但作為一個初來乍到的記者，對能否在這裡站穩腳，我心裡沒太大把握。
1996年，我入職南華早報，成了中國財經新聞記者，開始了我與南華早報的不解之緣。2000年，我升任中國新聞主編，負責管理這一最重要的新聞板塊。當時，中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01年正式成為世貿成員國，為中國此後二十年的經濟騰飛鋪平了道路。
2012年，我升任南華早報總編輯，一直幹到2015年底。之後，為了能多與家人在一起，我回到了北京，但仍任南華早報編務顧問。
二十多年裡，作為一名資深編輯，我有幸主導了南華早報中國新聞報道，使之在廣度和深度上的不斷提升。我還親自推動南華早報以其獨特的聲音，構築並確立亞洲領先媒體平台的獨特地位。在這個平台上，讀者可以讀到有關香港和中國內地的權威、獨特和獨立的新聞報道和評論。
這就意味着南華早報需要以內幕視角來報道中國。其對中國的理解及報道應基於這個事實，即它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它沒有義務向北京彙報。
南華早報總部在香港，因此是「一國兩制」制度安排的受益者，可以用批判和獨立視角，來審視和報道與中國有關的話題。南華早報每天都有大量富有深度和見地的中國報道，我對此深感欣慰和鼓舞。對於本月對中共高層領導超常規的換屆人事調整，南華早報刊發了大量獨家報道和敏銳犀利的評論，分析了人事調整對世界的意義，這很好地彰顯了該媒體機構的雄心抱負。
社交媒體和數字平台的發展，影響並改變着傳統新聞業。在擔任南華早報總編輯之初，我就着手改革和重塑新聞運作模式，為南華早報從以傳統印刷版為中心的媒體轉變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數字媒體平台，奠定了堅實基礎。
我擔任總編輯之初，80%多的網絡流量來自香港本地的報紙訂戶。迄今，網絡訪問量已發生巨變，讀者主要來自海外。而同時，香港本地訂閱人數也有了大幅增長。
在這裡，我一定要提及我與馬來西亞富豪郭鶴年家族的長期關係。從1993年到2016年，郭鶴年是南華早報的老闆。如果沒有他們慷慨支持和信任，我也不可能走到今天。我在南華早報的26年，郭鶴年或其家人從未干涉過我的編輯方針，在我擔任總編輯期間更是如此。
與郭老先生的會面交談，每次都讓我受益匪淺。作為南華早報的忠實讀者，有一次他告訴我說，某篇文章的寫法令他倒胃口，吃不下早餐。當我追問詳情時，他卻笑而不答。
在阿里巴巴集團收購南華早報時，我正準備辭去總編輯一職。自2016年阿里巴巴成功收購以來，我發現新任董事長蔡崇信很尊重南華早報獨立的編輯方針，並投入了更多資源，加強發展南華早報的數字媒體業務。
但作為一個傳媒人，真正能讓我興奮的是挖到獨家新聞線索，報道突發事件，及寫出有影響力衝擊力的評論文章。
在南華早報的經歷，使我有機會親自報道和評論中國這些年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有好的，也有壞的，有美的，也有醜的。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此時的中國也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
2012年底上台執政以來，國家主席習近平徹底改變了國家治理模式，把權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剛剛結束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他又突破常規和慣例，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地位。
在二十大報告中，他突出強調了所謀劃的宏偉願景，把中國建設成現代化強國，並承諾將進一步加強黨對社會和經濟面的管控。在面臨幾十年最為嚴峻的國際環境之時，尤其是與美國關係緊張和對抗加劇之時，習近平提及「安全」一詞的次數，遠遠超過了「經濟」。他還鄭重警告稱，中國面臨迫在眉睫的威脅，包括來自外部的打壓和遏制中國的企圖，但他並未點名所指的就是美國或西方。
在強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時，習近平也承諾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吸引外資。 但投資者不為所動。10月24日，即新一屆中央領導層產生後股市首個交易日，上海和香港股市以及紐約上市的中概股都出現了大規模拋售。
在日益強調管控、忠誠和保密的今天，中國的政治和決策過程會變得更加神秘，更加難以捉摸。對南華早報來說，這或許意味着更大更多的發展機會。在此情景之下，讀者更迫切需要可信和權威的信息，以更好地了解中國。
我在香港工作期間，香港資訊流通自由，我一直欣賞和珍惜香港為記者提供的各種便利。在北京生活六年的親身經歷，使我更加欣賞香港的這一獨特優勢。
2019年社會運動和動亂之後，尤其是《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以來，香港無疑在經歷一段十分艱難的時期。很多人悲觀地認為，香港的作用和地位可能會進一步減弱，可能會變得與其他內地城市無異。在此悲觀情緒之下，很多人選擇了離開。
對此我不敢苟同。無疑，香港遭遇了困難，但它一定會像以前那樣，遭遇挫折後能很快重拾魅力。在中國把重心轉向國內之時，香港作為連接內地與世界的橋樑，其作用只會愈來愈大。
目前，有些人過於悲觀，只關注消極面，而不關注積極面。香港的法治、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廉潔高效管治、信息自由流通、優質的專業服務等，都至關重要。這些優勢依然在，是香港與內地城市本質的不同之處。
這也是我決定重回香港的原因，為開啟美好人生新篇章。我準備好了，將踏上新聞教育的新征程，為所鍾愛的新聞事業教書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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