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彌昌：信息戰下香港已面目全非

今天虛假信息（disinformation）已成為生活與政治的一部分：從美國大選前後的亂局，以至去年香港反修例運動氣勢如虹，到今天民主派和民主運動戛然而止，無不看到虛假信息作戰（disinformation campaign）與信息戰（information warfare）的身影──陰謀論與假新聞滿天飛，真相與虛象已非一般人所能分辨，人們也不再清楚自己的想法是否真正源自自己。

俄羅斯：虛假信息的「大宗師」

雖然不少人認為美國擁有最優秀的信息戰能力，但真正將虛假信息玩得出神入化，影響世界局勢的，卻是俄羅斯人。就連disinformation一詞，其實也是從俄文дезинформация（dezinformatsiya）而來，相傳是由斯大林創造。蘇聯早在1923年就設立了「虛假信息特別辦公室」，反而 disinformation要到1980年代才在英文中出現。

2010年代，隨着社交媒體的興起，俄羅斯開始使用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等平台來散布虛假信息。俄羅斯利用社交媒體破壞了烏克蘭及法國和西班牙等西方國家的穩定，當中最輝煌的戰果當然是對2016年美國大選的干預，不單造就了特朗普上台，更造成美國社會前所未有地分化。

虛假信息、民粹主義、社交媒體的三位一體俄羅斯一貫的虛假信息策略是藉着散播陰謀論來破壞信息環境，目的是在目標社會中造成混亂和不和諧，令人們不相信社會的一切權威與制度。這種信息戰的目的主要有4方面，包括（1）影響行為和感知上的情感變化，以促進對某（些／類）公眾人士的支持；（2）減少對手的參與，主要手段包括減少社會的批判性聲音，削弱人們對制度、政府以至選舉的信任，挑起社會和文化上的分化；（3）降低通訊環境質量，詆譭和貶低妥協的意義和價值，削弱和破壞可進行建設性溝通的渠道，以及（4）降低可用信息的質量，模糊事實與虛構的界線，削弱公眾對傳媒的信任，造成公眾的認識癱瘓（epistemic paralysis）。

從班農（Steve Bannon）、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與俄羅斯的密切關係中，我們可了解到近年來民粹主義（班農大力鼓吹民粹主義）、社交媒體資料探勘與俄羅斯的虛假信息作戰三者已渾然一體，並且可適用於不同社會，甚至該「戰法」可能已再非俄羅斯的專利，任何人對有關手法與技術有充分認識，即可自行操作。

操控民眾的決策過程

在2016 和2020 年美國大選，甚至去年香港的反修例運動，均展現出這種信息戰的巨大戰略價值，它能夠直接對目標地方的制度與國民團結進行精確打擊。在2016年北約國防學院出版的《俄羅斯信息戰手冊》中，也提到在今天的條件下，信息影響手段已達到相當的發展水平，足以解決戰略級任務──它可引導目標國家的人民，誘使他們支持侵略者，違背其自身利益行事，因而在意識到衝突開始之前，已令對手國家喪失大部分能力，意義等同於在國土沒有被奪的情況下，實際主權已被剝奪，此可謂現代版的俄式「不戰而屈人之兵」。

這種俄式信息戰的背後是一種名為「反身性控制」（Reflexive control）的指導思想與心理戰手法。「反身性控制」通過改變對手對世界的看法中的關鍵因素，來預先確定對手將採取對己方有利的決定的做法，成功的話，可使對手做出一系列決定，令其相繼放棄那些可以改善其地位的選擇，直到他們最後面臨差與更差之間的選項。這種直接影響與操控敵人決策過程的指導思想，顯然是今天盛行的虛假信息作戰的原點。

反修例一年的信息戰發展

去年的反修例風波最終發展成國際性大規模民粹運動，此起彼落，到後來香港成為了國際反華和挺特朗普聲音的「集散地」，最終民主派在人大DQ決定後總辭退出立法會，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局勢出現了巨大變化，與這種宣傳操作和信息戰有莫大關係。

反修例運動初期那種眾志成城式的民意動員其實相當正常，因為當時民意早就一面倒，港府與中央成眾矢之的，根本毋須靠虛假信息或信息戰手段，但同時民眾在過程中亦很快經歷了動機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情緒傳染（emotional contagion）和社會認證（social validation）等「洗禮」，令他們極易日後成為虛假信息和信息戰的目標，不加思索地將與其信念結構和偏見相同的資訊都照單全收。

後來在Facebook的宣傳之上，不少人都開始在 YouTube上提供報道、分析和陰謀論，而人們為了取得更多資訊或圍爐取暖都紛紛訂閱這些頻道──上述這兩方面令香港根本毋須經歷如美國般需要抹黑現存主流媒體，以及以社交媒體分析逐一找出這班心存不滿甚至絕望的人這些過程，基本上絕大部分宣傳「基建」都已一步到位。

只不過，隨着人們可透過YouTube 成名和賺錢，網紅和網站為求生存和壯大，已日漸變質，為求瀏覽率將真新聞和假新聞不分青紅皂白，統統都炒作一番。這樣慢慢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加強版迴聲室，觀眾恍如活在一個平行時空──他們不再看資訊本身，只根據資訊會鞏固抑或威脅他們的群體認同，來決定拒絕還是接受，以致逐漸變得不肯接受現實，寧信朋友和YouTuber 也不願相信專家或內幕人士，出現了與現實脫節和認識癱瘓的情況，亦令運動逐漸失去方向。

無法自我修正 陷北京「反身性控制」

另一方面，隨着希望落空，現實發展與人們的信念相背馳，形成了一個最適合虛假信息的環境，並以假新聞、謠言、陰謀論等形式出現。一個人如要在缺乏事實與證據的支持下，保持自己的信念，通常會出現更強的動機性偏見、不能容忍模糊性以及急需解脫（closure），這種現象和行為被稱為錯覺（delusion）。在今年得悉《國安法》將出台之後，民主派支持者普遍出現這種狀況，其後更轉化為對特朗普連任的強烈支持，視他為「救世主」，令他們迅速淪為散布虛假信息的右翼媒體的餌食。

由於民主派支持者已陷入認識癱瘓、無法自我修正的狀態，另一方面北京亦充分掌握泛民與抗爭派之間的矛盾，可預先確定他們將做出的決定，如此造就了北京一個實行「反身性控制」的絕佳機會與切入點：藉着重複迫使民主派在立法會去留問題上作出決定，令他們一步一步放棄那些可以改善其地位的選擇，直到最後面臨4人被 DQ或全體總辭，實質上兩者都對北京有利。所以反修例運動到頭來成也宣傳，敗也宣傳，慢慢淪為其自身的受害者，並且令整個民主派一同陪葬，民主運動戛然而止，改寫了香港長達30 年的政治格局。

 

文章原刊於《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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