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文：黎智英案可轉交國安公署管轄嗎？
原本被控欺詐而正在還押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日前被警方加控一項「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案件於本月12日在西九龍法院提堂，法官批准控方的請求，將押後至明年4月16日下午再審，並以黎智英有潛逃風險為由，並未批准對方的保釋申請，黎智英隨即為其保釋申請提出上訴，高等法院今日(12月23日)開庭處理。
有可引用國安法第55(三)？
為此，有意見在報章撰文表示，應按《港區國安法》第55條處理黎智英案，其理據有三：一，在市民對司法機構一些法官抱有疑慮的情況下，依法將黎智英移交內地司法機構審理，當然合理合法；二，一旦案件被一些法官「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則《港區國安法》的威信蕩然無存，最好的辦法就是引用國安法第55條處理此案，即移交黎智英到內地審理；
此外，《港區國安法》出台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打着「人權」的旗號紛紛採取制裁措施，尤其是美國政府針對制定《港區國安法》和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作出決定，宣布對中央和特區政府官員實施所謂制裁，說明國家安全已經面臨重大現實威脅，符合了《港區國安法》第55(三)條的引用條件。
無罪推定原則
然而，這篇文章的說法，其論點卻有值得商榷之處。首先，根據《港區國安法》第5條：「任何人未經司法機關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但是縱觀該篇文章的論點，均是假定黎智英有罪，因為作者若是假定對方有機會控罪不成立，便不會有「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一說。
是質疑指定法官不可靠嗎？
其次，根據《港區國安法》第44條，涉及《港區國安法》的刑事案件，應當由特首任命的指定法官審理。文章作者指市民對一些法官抱有疑慮，這裡的「一些法官」是否包含特首所任命的指定法官？或者現正審理黎智英案的法官？如果不包括，這便不能構成引用《港區國安法》第55條的合理或合法理據？
假如是包含在內，我們便要看所謂「市民」的疑慮本身，究竟是否合理，例如正在審理黎智英案的那名指定法官，究竟有否作出過具體什麼事情，出現《法官行為指引》所提及的「表面偏頗」情況。假如沒有，所謂的「市民疑慮」本身便不合理。反之，便應建議司法機構更換法官，因為第55條本身並沒「市民疑慮法官審判不公正」，作為案件可以交由駐港國安公署管轄的理由或條件。
與此同時，所謂「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其「輕」或「重」並無可量化的客觀準則，可謂人言人殊，而《港區國安法》所訂明的罰則，既然已賦予指定法官一定程度的量刑酌情權，我們又憑什麼因為主觀地認為法官判罰過輕，而作為案件應該改由駐港國安公署管轄的理據呢？可以說，此文不但是不信任現正審理此案的指定法官，亦是變相質疑行政長官任命指定法官的能力。
應用第55(一)條
除此之外，文章作者認為國安公署可以引用《港區國安法》第55條的條件時，一邊認為現時不符合第55條第(一)款的條件，另一邊又認為現時符合第55條第(三)款的條件，其說法亦是令人費解。因為第(三)款是「出現國家安全面臨重大現實威脅的情況」，照道理應該同時出現第(一)款的「案件涉及外國或者境外勢力介入的複雜情況，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確有困難的」或者第(二)款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無法有效執行本法的嚴重情況」。
在此情況之下，外國批評香港起訴黎智英，要求政府放人，或宣布對中央和特區政府官員實施制裁，理應視作現時已出現第(一)款提及的「案件涉及外國或者境外勢力介入的複雜情況」，而作者現時卻認為現時不符合第(一)款的情況，等於認為案件即使涉及外國介入，但香港特區管轄並無困難。既然如此，這又怎能算作「出現國家安全面臨重大現實威脅的情況」呢？
由此可見，第(三)款理應是最嚴重的情況，單是出現第(三)款而沒出現第(一)款或第(二)款的情況，在道理上是說不通的。是故，假如特區政府或駐港國安公署真是有意引用《港區國安法》第55條，理應說明黎智英案已出現第(一)款的情況，理由也不應該是懷疑指定法官不會秉公審理案件，而應該是外國有機會藉着所謂的制裁措施，向審理此案的法官施壓，從而影響司法公正；又或者是法官的個人資料有機會外洩，使到法官的人身安全存在潛在威脅，因而使到案件在外國勢力介入的情況下，再由香港特區管轄確有困難，並以此作為案件轉交駐港國安公署管轄的法理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