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因為所謂的晚市不景氣，便打算讓所謂的夜市重臨，使鬧市變回過往污煙瘴氣的模樣，這是進步還是倒退乎？

不論是應付「軟對抗」還是「遠對抗」，都存在立法或執法上的困難，應以其他的政治手段應對。本文不反對「軟對抗」難以透過立法規管，但是說到「遠對抗」則不然。畢竟，協助危害國安或恐怖分子，屬於《港區國安法》所列明的刑事罪行，但現行法例對於政治匿名捐獻和網絡眾籌，均沒加以規管，政府自然可以透過本地立法，堵塞這一方面的法律漏洞。

由於「軟對抗」的行動或言論本身模棱兩可，即使當局有意立法規管，在普通法的「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原則下，控方也會在技術上難以將對方定罪。

隨着「大灣區」概念近年被提出，部分反對派及其支持者便開始棄用「大陸」此一稱謂，而是選擇把「內地」稱作「大灣區」，部分媒體亦跟隨之。然而，「大灣區」正式的官方全稱，其實是「粵港澳大灣區」，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大灣區」覆蓋範圍除了包括廣東省珠三角地區九個城市之外，還包括香港和澳門特區，這是「9+2」此一坊間通俗叫法的由來。

古代衣冠制度的部分規矩，雖屬封建的文化糟粕，今人確實毋須嚴格遵守，但部分今人既要仿效古人穿上漢服，並經常假借弘揚中華文化之名，穿着漢服在市面行走，理應基本了解一下古代的衣冠制度和歷史。

不論港府還是部分建制派，都有濫用並曲解「政治化」一詞的壞習慣。

任何一個熟悉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說的人，都會發現如此的輸入外勞計劃，事必激化香港本已尖銳的階級矛盾，亦會令香港本地居民排拒內地居民的情緒加劇。首先，建造業、航空業和運輸業的輸入外勞計劃，雖然設有配額，但暫停執行不得輸入外勞規定的26個非技術或低技術職位，政府卻沒有提及配額，此舉如同政府為這些行業的資本家撐腰，使相關工種的本地工人徹底喪失議價能力。

住院的精神病患，其實都有機會突然發病繼而向他人施襲，聲稱問題源自精神支援不足之人，又如何排除突然發病的可能性？

根據國際條約和慣例，船舶或者航空器均是國土的延伸，國泰作為總部設於香港的民用航空公司，其飛機機艙自然被視為中國香港特區的司法管轄區，乘客在機艙之內，亦自然有遵守香港本地法例的法律義務。相比之下，國泰工會所提到的服務指引，若非由香港立法機關制定，或不是在本地法例授權下所制定的規例或附屬法例，便只能被視作公司頒布的內部工作指引，只對其員工具有約束力，乘客則無遵守之義務。

雖然區選改制方案公佈至今，仍未聽到有反對派政黨揚言杯葛，但從未來區選選情分析的角度而言，由於反對派的政治定位，致使他們只能循地區直選的渠道參選，而且隨着地區直選議席比例在改制後減至兩成之後，直選議員的工作範圍亦隨着選區一同劃大近十倍。在工作量增大而區議員糧支維持不變的情況下，理論上的確會打擊反對派參與地區選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