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文：輸入外勞將激化深層次矛盾
先旨聲明，現行《刑事罪行條例》第9及第10條雖規定：任何人發表煽動文字，引起女皇陛下子民間或香港居民間的不滿或離叛，或加深香港不同階層居民間的惡感及敵意，即屬犯罪，但第9(2)條列明：言論若是旨在 (d)指出在香港不同階層居民間產生或有傾向產生惡感及敵意的事項，而目的在於將其消除，便不會僅因此一意圖而具有煽動性。
(注：隨着《刑事罪行條例》在回歸後，因《基本法》第160條的規定而得以保留，根據《香港回歸條例》及後來修訂的《釋義及通則條例》附表8，原有第9(d)條中的「女皇陛下子民」須解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提述，意思自然須理解為「引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或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間的不滿或離叛」。)
正因如此，為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本文根據《憲法》序言述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內，由於生產資料主要掌握在資本家手上，使無產階級在按資分配的生產關係下，其勞動時所產出的剩餘價值，將會成為資本家視為利潤而被剝削，因而使兩個階級的財富差距愈來愈大，社會的階級流動性亦會不斷降低，不過是旨在指出香港社會存在階級矛盾的成因。
是故，香港作為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加上回歸後根據《基本法》實行一國兩制，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得以維持，階級矛盾必然成為香港其中一種深層次矛盾。在此情況之下，雖說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香港的階級矛盾不可能在維持資本主義制度下被徹底消除，但是任何一個具有大局觀的特區政府領導班子，都應制定經濟和民生政策時，盡可能舒緩階級矛盾，提升社會的階級流動性，最起碼是盡量避免香港的階級矛盾被進一步激化，才能使香港的一國兩制能夠行穩致遠。
讓人感到憂慮的是，香港現時似乎向着相反的方向發展。在立法會大比數通過香港輸入外勞的無約束力動議，現屆特區政府近日亦公佈了輸入外勞的計劃。當中，建造業特別計劃將提供12,000個名額，航空業輸入外勞的配額為6,300人，公共小巴司機為900人，客車司機則為800人。除此之外，現有26個職位類別及非技術或低技術職位一般不得輸入勞工的規定，政府亦將會暫緩執行，為期2年。
可以說，任何一個熟悉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說的人，都會發現如此的輸入外勞計劃，事必激化香港本已尖銳的階級矛盾，亦會令香港本地居民排拒內地居民的情緒加劇。首先，建造業、航空業和運輸業的輸入外勞計劃，雖然設有配額，但暫停執行不得輸入外勞規定的26個非技術或低技術職位，政府卻沒有提及配額，此舉如同政府為這些行業的資本家撐腰，使相關工種的本地工人徹底喪失議價能力。
有人或許會說，政府已規定相關空缺需有四個星期本地招聘的要求，並確保所有本地工人獲得優先就業後，仍有勞工短缺時，才會處理相關申請，可是政府卻無法保證計劃公佈之後，相關行業的僱主不會降低現有薪酬待遇，減低本地工人應聘的吸引力，使其滿足四個星期內招聘不到本地工人的要求。除了降低薪酬待遇外，部分僱主亦可故意刁難本地工人，促使對方離職，從而令他們可以比現時低的薪酬聘請外勞。
換言之，政府即使規定輸入的外勞薪酬待遇，必須跟本地工人相同，但是低技術工人的議價力本來已經不高，輸入外勞計劃必然會使本地工人的薪酬待遇被降低。況且，熟悉勞動市場真正運作的人都知道，這世上有一種東西叫「陰陽合同」，即是合同上列明的薪酬待遇，雖然跟本地工人一樣，但雙方可以秘密的口頭協議方式，要求員工在銀行過數之後，提取部分現金返還給僱主，使其實質領取的工資比本地工人低。
由於整個口頭協議的締結及薪酬返還過程，均以秘密形式進行，第三者難以得知，加上鈔票本身沒有記認，被僱用者更不可能自斷財路，無故揭發僱主要求「返現」的行為，不論政府當局還是本地工人，即使合理懷疑「陰陽合同」的存在，也難以掌握足夠的證據投訴或起訴僱主，令上述行為難以杜絕，從而使本地工人薪酬待遇跟外勞一樣的承諾，最終只會淪為一句空話。
如此一來，受輸入外勞計劃影響的工人，除了會埋怨僱主之外，亦會埋怨來港工人的外勞跟其「爭飯碗」。另一方面，僱主為了不用為外勞提供住宿，必然會優先考慮聘用鄰近香港的內地城市居民，我們便能預料，部分反政府勢力，特別是所謂的本土派，必然會拿輸入外勞計劃做文章，甚至乘勢煽惑本地居民憎恨所有內地居民，從而使本地居民排拒內地居民的情緒加劇，不利於整個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和發展。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