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為了放寬抗疫措施，便能隨意發表一些不符客觀事實的陳述或詞彙，或在剖析當今疫情時，便可選擇報喜不報憂，這樣的做法真是對香港社會有益乎？這個問題，實在值得大家深思。

特首表示哀悼的言論，有違外交屬中央事權的《基本法》第13條規定。

何俊仁獲准保釋一事，由於涉及法官運用《港區國安法》條文下的保釋酌情權問題，因而變得難以評論，例如被控人的健康狀況，可作為法官相信對方保釋後不會作出危害國安的「充足理由」，這一裁決似乎跟第42條不構成抵觸，唯一的斟酌之處，只涉及被控人要在何種健康狀態之下，是否只有病情已令對方精神上無行為能力，才可被法官視之為「有充足理由」。

反對派自完善選制後，已拿選委會及立法會的地區直選及間選議席的減少大做文章，批評選制會令政策向既得利益者傾斜。是故，政府若在高球場收地上讓步，影響的便只是現屆港府的管治威信，還會損害整個新選制的認受性。

語源學是一門學問，除要有足夠的知識根底，還要花時間做考據。

確診數字亦因而仍是每日幾千宗，完全談不上受到「控制」。如此一來，香港現時的抗疫方針，跟過去部分人主張的「與病毒共存」，究竟分別在哪？

區議會功能上跟分區委員會重疊，政治上已喪失招撫反對派的原有功能，更改選制下則只會令原有的招撫功能進一步喪失。過去的修例風波亦已證明，區選制度都在培育出怎麼樣的「人才」。幻想建制派在選制改變後，反而能因此而培育到人才，更是不切實際。如此一來，讓政治公關和選舉工程人員借區選撈取公帑，或者讓各路政團可借着區議會制度賺取公帑，藉此壯大自己山頭，便成了改革區選而非廢除的唯一作用矣。

段崇智續任中大校長一事，本來便是耐人尋味。

外匯基金首要目標是用作金融特別是港元的穩定，累計盈餘是唯一可以自由使用的項目，政府一旦開始挪用，而且投資在未知何時才有回報的發展新土地上，市場會否認為港元的穩定性降低？

由於《國安法》是《基本法》的特別法，基於「特別法優於一般法」原則，依然可用於處理《國安法》與《基本法》之間的法律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