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回憶傅高義：一位講中國故事的智者

昨天一早坐飛機出差。落地看到傅高義教授去世的噩耗。晴天霹靂！一時滿腦子只有恍然和憂傷。

傅高義教授九十高齡，但腦子非常清楚，思維非常敏捷，下筆如有神，依然處在每天不斷學習、思考的緊繃狀態。年輕學者也極少能做到像他這樣的。我媽媽經常說：「人就要經常動腦子，不斷學習，才能維持腦力。你看看傅高義教授！」

今年七月份，我就美國政府制裁中國共產黨員寫了一篇《美國對中國的傲慢與偏見》，傅高義教授讀到此文，還在《華盛頓郵報》（90歲高齡哈佛教授傅高義引用兔主席在《華盛頓郵報》發聲）撰文呼應。

沒有想到幾個月後他就去世了。據說是因為術後感染。美國受到新冠疫情影響，醫院不堪重負，醫生、護工資源都非常緊缺。有沒有可能一個平時能夠處理好的問題，現在因為資源擠兌而處理不好？我想這都是有可能的。2020年是如此不平凡的一年。

傅高義先生給我寄的賀卡： 「再次感謝你在《鄧小平時代》一書中提供的幫助。祝2020年好。」很欣賞「兔主席」。希望在2020年訪問北京。希望中美關係能夠改善。」 ——Ezra Vogel （傅高義）

可惜因為新冠疫情，傅教授最終未能在2020年訪問中國。

十多年前我在哈佛協助他研究鄧小平時代。還記得我領到的第一個任務是研究土耳其的凱末爾·阿塔圖克。他是從大歷史角度，結合時代背景去研究鄧小平的：什麼樣的人格能夠促成這樣偉大的革命或再革命。他對新加坡的李光耀、韓國的朴正熙、日本的明治比較了解，但對凱末爾不熟悉，害怕有知識盲點，漏看了什麼，導致信息不全，結果影響最終的完整判斷。這就是治學的精神。我記得當時研究花了三四周時間，主要是把所有大的傳記文獻看完，梳理大的脈絡。首次工作，傅高義教授就十分滿意。

後來我的主要工作是看歷史文獻、整理文稿、參與訪談、與他討論歷史事件、人物與觀點。每一個章節的構思與撰寫，都經過我們（還有另外一位助理竇新元）一起討論。後來我在肯尼迪學院上課，就業餘幫他搞研究。暑期，我陪他回北京，安排並陪同他訪談。

他的妻子Charlotte Ikels是個人類學教授（她會說廣東話），一個非常聰明的新英格蘭知識精英。我記得她和我說，我們劍橋（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和MIT所在地）是PRC: People』s Republic of Cambridge（指這裡完全由左翼主導）。她也喜歡在暑期陪傅高義教授訪問北京。我還記得有一次落地後就帶她去地安門百貨商場買手機配件。他們住在地安門西大街，有時間就在老北京騎車遛胡同。那段非常值得回憶的愜意日子。

我幫助傅高義教授工作多年，在他家裡也前後住過兩年。知道他對很多問題的看法，也了解他工作之餘生活的一面。

傅高義教授不僅僅是一個偉大的學者，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他首先是一個偉大的人。

首先，他非常的勤奮。這種勤奮不是體力上的勤勞（譬如很多人能夠堅持健身鍛煉），或者努力完成自己的腦力工作。傅高義的勤奮是智力上的勤奮。極度旺盛、從不消減的智力好奇心（intellectual curiosity）。隨時隨地、每日每夜不斷的學習，生怕時間被浪費，光陰被虛度。這種集聚在智力和知識上持久的勤奮與好奇心在普通人身上絕對是看不見的。大部分人在腦力活動之外需要的是放鬆。對於傅高義教授來說，研究和學習這種拓展性的腦力活動本身就是放鬆。

我第一次到他的工作室，是在家中的地下室。有些昏暗，到處堆滿了書。角落裡有一個狹小的空間可以寫作：一個桌子上放着他堆放在書叢中的筆記本電腦。絕大部分人不可能在這樣的密閉環境里專心致志的工作。

與精神上的勤奮相關的，就是他在物質生活上的無欲無求。一個沒有什麼物質慾望，極度簡單、極度簡樸的人。一心都放在學問和知識上。老教授自己開一部幾十年前的豐田。衣服裝束都是舊的，日常生活中沒有慾望和需求。我依稀記得Charlotte說他很「摳」。這個「摳」是開玩笑的：傅高義完全是一個活在精神世界的人。他對金錢和物質沒有興趣，也不願意把錢花在沒有用的地方。但他極度慷慨：《鄧小平時代》版稅上百萬美元，他全部捐給了自己的母校Ohio Wesleyan University。

一個多麼高尚的人。

這種無欲無求、完全脫離「低級趣味」的純精神人格，大概是普通人很難理解的，在現代生活中也是見不到的。但這樣的人是存在的。

傅高義教授生活極度自律。絕對不會放縱自己。在國內陪他參加過應酬活動。他絕對不會貪杯，酒席畢，回酒店記錄重要的筆記。一個人幾十年如一日恆久的自律和堅毅，背後一定有巨大的精神動力支持。

傅高義教授更大的品格是謙虛。Humble。他永遠滿面笑容，永遠的熱情開放，沒有一絲一毫的架子，對誰都能耐心聆聽，發自內心的尊重對方。我媽媽說：「傅高義太好了。一點也不像一個大教授。多麼的善良怎麼會有這麼好的人？」我相信很多認識他的人都有同感。

而更重要的是，在知識和智力上，他也非常的謙遜，願意聽不同人的意見，包括年輕人的意見。他是這麼大的一個學者，而我是這樣一個缺乏資歷的年輕人，我幫他分析歷史上的人物和事件，解讀文獻，解讀訪談的內容與弦外之音，討論他的寫作，他都夠非常認真謙虛的聆聽並根據需要採納。我在這輩子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如此謙遜的人。

不過，如果說他有什麼得意之處，就是他認為自己是極少數熟知研究對象語言，能夠用對方母語採訪的學者（尤為令人驚訝的是，他精通中日雙語）。對於那些僅能躲在文獻後面的中國學者，他是有些不屑的。只有訪談，才能獲得弦外之音，看到更多的真相。這是他接受老一代社會學訓練對田野研究的看重。

樂於提攜年輕人、總能在其他人身上看到優點，都是他的品質。但他並不是一個簡單、單純的人。對方來路不正、心術不正、有企圖，人品有問題，是躲不過傅高義的眼睛的。他具備鑒別人的品質的穿透力。

如果沒有對人性的洞悉，當然也寫不出《鄧小平時代》這樣史詩級的政治社會歷史巨著。

最後說說傅高義教授的學術和寫作

在中國、日本之間切換寫作

傅高義不算多產的作家，耕耘很多年才出一本書。他的研究是在中日之間切換的。

1963年出版了《日本的新中產：東京郊區的工薪族及其家庭》；

1969年出版了《共產主義下的廣東》；

1979年出版了《日本第一：對美國的經驗教訓》

1989年出版了《先行一步：廣東的改革開放》；

1993年出版了《四小龍：工業化在亞洲的擴散》；

2000年出版了《日本是否仍然第一》；

2011年出版了《鄧小平時代》；

2019年出版了《中國與日本：面對歷史》。

可以看出，除了《四小龍》這本「小作」外，傅高義教授的作品是在中日期間切換的。他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東亞專家。他所看到的中國與日本，很可能分別多於一般的中國與日本專家眼中的中國與日本。

這些著作並非每本都有巨大的影響力，大多涉及特定領域，不去看這個領域的人是不會看這些書的。《日本第一》和《鄧小平時代》則是受眾更加廣泛的暢銷書。

《鄧小平時代》大家已經比較熟悉了，這裡我說兩句《日本第一》。彼時，日本和今天的中國一樣，在快速崛起，挑戰美國的世界領先地位。這時，傅高義寫了這本書，分析他認為日本在政府、企業、社會政策、教育文化方面的卓越之處，以解釋日本的成功，並認為美國應該了解日本的經驗，從中學習。

傅高義給美國人講述了「日本故事」。傅高義對西方讀者提出，應該向東方學習。學習東方人組織管理現代社會的方式。

這本書成為政府與工商業界的暢銷書，它不但幫助美國人更加了解日本，拉近了美國與日本的距離（有不少人說這本書是八十年代美國的「日本熱」的起點），而且還幫助日本人更加了解自己——因為這個日本故事，是美國人所提供的「第三方」視角。美國人從另一個文化來，可以看到一些日本人自己看不到的東西。

顯而易見，今天的中國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日本很像。差別在於：中國遠要比日本更大，中國形式上屬於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陣營（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對美國/西方構成根本的、範式的、形而上的、存在意義的挑戰。而日本是被納入西方體系的，只被認為為西方體系帶來了一些有趣、無害的多樣性（diversity）。

所以，在今天對美國講中國故事，遠比在八十年代講日本故事要難。

但只要把這些政治標籤去除，不從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維度，而從一個文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有歷史及價值傳承的社會及人群的角度去看，會發現實際上中國和日本崛起是一回事。

獨特的知識結構和經歷使得他能夠去除意識形態偏見。

傅高義教授是一個極為少見的能夠跨國別的真正意義上的「東亞學者」：他同時掌握日語和中文。按他自己的話說，他的日語比中文還要好，尤其是在閱讀方面。在研究過程中，掌握被研究對象的語言是至關重要的——而且不僅僅要能讀，還能說，能交流，能用之工作，能用之與當地人互動——這可以幫助研究者更深入的研究對象的社會、場景、生態，並與研究對象建立直接的聯繫，理解他們的處境，甚至建立共情。這是躲在文獻背後通過閱讀所永遠不可能達到的。

作為一個美國人，能夠同時熟知中文、日文，同時研究中國和日本兩個國家，會有怎樣一種效果？筆者以為是這樣的一種效果：他更能把中國和日本（乃至韓國、新加坡等）看做是一個彼此有共性，與西方存在差異的文明體——儘管中日也存在很大的區別，但中日的區別可能遠遠小於中美或美日的區別。傅高義教授在過去幾十年穿插研究中國和日本，東亞文化的共性可能是他最大的發現。對於中國和日本之間的差別，他肯定也不是簡單的按照政治意識形態（資本主義的日本 vs 共產主義的中國）來區分。

與跨區域語言能力和研究覆蓋同樣重要的是——生於1930年代的他，屬於冷戰前的最後一代人。他的導師、同齡同事、朋友也都生於這個年代。他們親眼目睹了冷戰的開端、意識形態陣營的對立、世界的撕裂，到冷戰的結束，矛盾的消解、和解。政治意識形態標籤是短暫的（temporal）、偶然的（contingent）、流變的（fluid），但國家、社會和文明是一直存在的。這種歷史經驗與認識，使得他們能夠跨越意識形態陣營的阻隔。

要知道，這樣的知識結構與歷史經驗背景是極難取得的，也因為這種特殊性，使得傅高義不可能用簡單的政治意識形態標籤和成見去理解中國。從大半個世紀前的最一開始，他的做法就是「去政治的」（de-politicised）、「非政治的」（apolitical），希望還原政治標籤、偏見、刻板印象（stereotype)背後真實的人、真實的社會，真實的歷史。《鄧小平時代》也正是這樣一本書，試圖幫助讀者撥開雲霧，走進當時的中國，講述一個有情懷、有魄力的領導強人如何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承擔歷史擔當，推動歷史轉折，最終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把數億人拉出貧困的偉大壯舉。鄧小平時代的故事不是「中國共產黨」的故事，而是中國人的故事，是世界的故事。

隨着時代變遷，學術進一步的分工細化，政治空氣的變化，新一代美國的中國專家已經很難再具備這種歷史觀，這種視野，這種格局，這種情懷。他們被大量的框架和範式所約束。

《鄧小平時代》這本書出版在2011年，一下已經快十年。但要對美國公眾講述中國故事，現在也是一天比一天更加困難了。在今天的環境下，寫寫中國近代史還可以，但有哪個美國學者敢寫本書叫《優秀的中國——美國應當向中國學習的經驗》？從去政治化的角度寫一本新時代的中國？這樣的東西會被認為是政治不正確，甚至，在新麥卡錫主義下，會被認為是由中國指使，旨在影響美國政治和輿論的政治工具。

退回到傅高義的中國故事。筆者今日還堅持業餘寫作，時不時也會見見企業家/工商業界/專業人士/知識分子，會一會外國友人，我也在講中國故事。這個中國故事，實際上也就是傅高義講的中國故事：要嘗試擯棄意識形態標籤和偏見，要看到中國是一個有自己歷史傳統、有自己特殊的價值觀與社會組織方式的文明古國。它是今日東亞文明體的一個組成部分、核心部分。這些國家與地區之間的文化與社會組織共性實際上在很多方面遠遠大於他們在政治制度上的形式差異。中國再崛起的故事，是一個古老文明重新步入國際舞台的故事，是一個東亞的故事，而不是一個二十世紀初自歐洲大陸蔓延開來的左翼紅色政治的新的代理人的故事。

樸素的寫作

傅高義寫作的另一個特徵是語言極為樸素，什麼人拿起他的書閱讀起來都沒有障礙。這讓人想到另一位老漢學家史景遷：他們都是善於講故事的人。

略有不同的是，傅高義是哈佛大學的社會學博士。他接受過嚴格的社科理論訓練，對社會學裡的各種理論範式都很熟悉，用今天的話說，他是「套路」過來的。

但他認為理論化的、艱深晦澀的寫作沒有意義，在術語背後潛藏的可能是空洞、膚淺和缺乏實質。厚重的理論堆砌也會限制寫作的傳播。

傅高義對好的寫作的標準是：要能夠讓「下里巴人」看明白。他經常打趣說會讓他老家俄亥俄小鎮的父老鄉親們看看他寫的東西。如果他們能看懂，就說明寫作成功了。

這是真正的高人。而且，能夠把最複雜的問題用最簡單的話說出來，說清楚，是高人中的高人。

傅高義很早就擺脫了社科理論框架和範式的束縛。一方面，他不再使用定義不明或沒有必要的概念、術語、框架，另一方面，他也無意構建大框架、大理論，不搞宏大敘述。我們看，他研究中國這麼多年，是沒有提出一套宏大敘述的，他沒有在構建理論和體系。他只是在還原歷史、事件、人和本原。

就《鄧小平時代》一書而言，很難說他的工作和歷史學有多大區別。我不認為他是傳統意義上的「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而是跨越、脫離了學科，他是」post」或「beyond」disciplinary的。擺脫了現代學術體系的束縛，也使得他能夠更加自由的研究與寫作，尋找他所認為的真相。

對研究對象的共情/情感聯繫

他對寫作對象有很大的共情。包括對中國，對中國人，對鄧小平（對日本也是）。甚至有一些理想化的成分，這點他自己也不否認。這一條會招致的顯而易見的批評是：如果研究主體與客體之間產生情感聯繫，就會影響研究的客觀性。當時我就很注意這一點。在幫他安排訪談時，我會安排各種觀點不同的人供他參考。眾所周知，中國改革年代最初也是經歷過激烈爭論的。有「改革派」，也有「保守派」，或者也不能叫「派」，就是不同的團體和觀點人群。他們對當時各種人物和各種事件也都有不同的看法。

傅高義教授用最大的熱情和勤奮去接觸儘可能最廣泛的人群，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與所有人交流，記錄和還原當時的歷史真實。最後，他與各「派」的老同志們都成為了朋友，獲得了人們的一致認可。我們現在看到的成書，也是他的集大成者。

他極為謙遜，並不認為自己的研究能力一定長於中國學者。「他們在體制內，有些東西他們不能寫」。他認為他作為哈佛大學老教授的特殊身份也使得研究對象能夠對他敞開心扉。「如果看到中國學者，他們反而可能比較警惕，有的話不願意說，但看到我反而就願意講」。「所以我的身份很特殊，讓我得到這麼多寶貴的材料。我有很大的責任，幫助中國的知識分子寫下這段歷史」。

一個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老人，替我們書寫中國故事。

與研究對象的關係

但總會有人覺得，研究者對研究對象投入情感會影響客觀性。我當時也偶有這樣的感覺。但經歷時光，我發現這是老人的經驗和智慧。他對歷史上的政治人物都很熟悉，歐美不用說，還有亞洲的治國者們：從明治維新開始的日本政治領導人與政客（許多是他的朋友）、到李光耀，到朴正熙。他對中國當代史很了解，熟悉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各個政治領導人。所以，他是站在更廣、更長久的人類歷史維度中，在更大的樣本里，發現了鄧小平的不凡之處。

鄧小平的故事與毛澤東建基業的故事不同，鄧小平是在毛澤東建基業的基礎上，把中國推向了國家治理與經濟發展的道路。傅高義認為鄧小平的故事、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故事，對全世界都是有借鑒意義的，應當向全人類講述。

回頭再看看現在西方的中國專家，一大批是對中國批判的，並且在心理和智力上與中國保持一臂距離（arm』s length)，實質帶有居高臨下的審視、批判態度。我在中國接觸到的絕大多數西方媒體記者也是：哪怕他們已經學會了中文，嘗試用有限的中文與當地人交流。

但傅高義不是這樣的。他真正的欣賞、尊重、熱愛他的研究對象，平等的對待他的研究對象。他是中國人民的朋友。

從「燈塔國」來的人：以美國的視角看中國

在涉及中國的制度和一些具體問題乃至事件的判斷上，傅高義與中國國內知識分子和美國的中國專家和華人知識分子有很大的不同：後者熱衷於批判中國體制，進行價值判斷。

讀者可以想像一下，我們研究中國改革年代初期，接觸的那一代人，很多都把熱情構建在否定「前三十年」的基礎上的，對中國體制有大量的批評。那是「河殤」的一代，嚮往「燈塔」和「藍色文明」的一代。他們對美國的自由和民主非常嚮往，另外也非常理想化（絕大多數人沒有去過美國，也不會英文）。他們當然也希望傅高義對中國制度進行批判。傅高義往往會應景呼應，然後苦笑。一般來這麼幾句：「美國啊，我們也有我們很多問題。我們的政客啊，一心搞政治。考慮他們自己個人的政治利益。沒有人考慮老百姓的生活，沒有長期的想法。」

我可以肯定這些中國對話者並不知道傅高義在說什麼。傅高義並沒有有意對中國體制問題的判斷和批評，只是，他來自一個政治上極度複雜，有着同樣多政治問題的國家。他是美國的局內人，他看到的是美國的各種制度流弊。從他本科的Ohio Wesleyan University到餘生再未離開的馬薩諸塞/哈佛大學，都是全美國最「自由派」/「左派」，對美國政治批評最盛的地方。對於一個既了解中國又了解美國的美國人來說，他可能沒有辦法給中國的「燈塔派」更多的呼應。

這又是傅高義的不同之處：他來自美國，了解美國政治，了解西方。他也是美國的愛國者，但沒有對西方的理想化，能夠客觀評價西方的不足和流弊。在這個認知前提下，他看到了日本模式，看到了中國模式，從中發現了許多值得美國人學習和研究的制度和文化優勢。他寫作的假想讀者當然包括中國和日本讀者（《日本第一》是日本有史以來最暢銷的非虛構類外文翻譯作品），也是美國公眾。他希望向美國講東亞故事：不同的政治、不同的國家治理方式，不同的社會組織形式與機理，不同的價值觀——包括東亞（尤其是中國）儒家社會注重教育、勤奮、勤勉、顧全集體、以歷史價值為導向的負責任的政治強人。他希望美國能擯棄對這些東方國家的偏見，從這些東亞國家裡了解人類社會的成就，吸收他們的精華。

他認為不同國家、文明、制度與社會就應該相互學習，消除誤解，消解隔閡，更好的融合以推動人類的進步。

顯然，這使得傅高義已經遠遠超越了西方一般的中國專家，也超越了大多數中國的知識分子。他實際上在做更加偉大的事情：促進文明間的相互理解、尊重、融合與共同發展。

而他的寫作對中國讀者同樣重要：這是一個深諳美國政治的美國人。他作為一個局外人，講述的中國故事、東亞故事，能夠幫助我們更好的發現自己，是我們一定要聆聽的。

傅高義教授的價值，他的可貴，只有經歷更長時間才會被發現。

關於美中關係

上月，他給我寫信，提到中美關係。他對中美關係還抱有希望，說現在的美國讓他失望，但他也相信美國足夠多元化，有糾正力量。七八月份，他還認為在美國大選前，就美中關係美國輿論上還是會出現一些「百家爭鳴、百家齊放」的聲音。據我所知，這些主張對中國採取不同策略的不同聲音並沒有出現，至少沒有引起關注。這是非常遺憾的。

傅高義是真正有情懷的學者。他不僅僅是學者，更是大知識分子，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知識分子。像他這樣理解中國、敢出來為中國說話的人，在當下美國政治空氣里早已被邊緣化。美國政客懶得理會傅高義的意見——因為人們已經知道他要說什麼——而這與現在的反華主旋律不合。

美國處在這樣的狀態，已經不僅僅是不利於美中兩國關係的問題了，更是美國自己的不幸和可悲。中國仍然在研究和學習美國，但美國不願摘掉對中國的標籤，不能正視中國，而希望全面否定中國。

最後的寫作計劃

前些年，他在思考下一步寫作對象，在兩個人物之間發生糾結：是寫朱鎔基還是胡耀邦。

就這個問題，我在2014給他寫過一封長信，從不同角度建議他還是寫胡耀邦。我當時認為，他在《鄧小平時代》里對胡耀邦的刻畫是不夠的，而他畢竟年歲已高，對鄧小平時代研究有大量的積累，現成的素材很多，協同性非常強，應該加以利用。另外，那時中國正是反腐攻堅的年代。胡耀邦是黨內非常特殊的一股價值力量。傅教授接受了我的建議。

但是後來他自己又加插了一本中日關係的書。因為他一直擔心他用畢生研究的兩個對象：中國與日本——這一衣帶水的兩國相互關係搞不好，希望在有生之年做點什麼。這個心愿算是完成了。不過，胡耀邦的寫作計劃就因此順延了，結果最終未能完成，甚是遺憾。

傅高義教授已經仙逝。他的另一個助理竇新元去年也身故。許多採訪對象都已作古，成為歷史。但《鄧小平時代》這本偉大的著作留下來了。這是留給全世界的遺產。

伴隨中國這個東方文明古國在二十一世紀不可阻擋的崛起，傅高義教授的價值將逐漸地、進一步地被發現，產生更大的影響。更多的人會翻看《鄧小平時代》，了解幾代人的中國故事。

傅高義教授對我的影響很大。他的治學，他的品格。他的慷慨，他的笑容。一切都歷歷在目。我感謝他對我的教誨，傳授我的知識、洞見與智慧。感謝他對我的信任和機會，感謝他對我的提攜。迄今，我也仍堅持在業餘時間寫作，也是希望傳承他的情懷與使命：傳播知識，講中國故事，促進東西文明融合，推動社會進步。

向一代學人智者傅高義教授致敬。

 

文章原刊於微信公眾號 《Chairman Rab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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