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詠紅：告別一個時代
傅高義教授走了。帶着他招牌式的爽朗笑容，告別了這個時代。
教授的公子、本身也是東亞專家的史蒂文沃格爾（Steven Vogel）在《日本時報》上撰文，緬懷父親傅高義「有不可抑制的能力，能從每一個人、每一個國家中看到善」，「他最會被銘記的，是他無盡的開朗和男孩般的熱情。」
這幾句描繪讓人動容。我無緣與傅高義教授直接接觸，但看到上述生動形容，腦際也立即浮現傅教授在各種照片中的留影，在他耄耋之年的睿智容顏中，同時洋溢着少年般的好奇心、熱情與善良。這是傅高義式的輕鬆，也是許多智者均有的純真。
中國微信公號作者「兔主席」曾經協助傅教授工作多年，在傅教授撰寫《鄧小平時代》時，協助他看文獻、整理文稿、參與訪談等。「兔主席」撰文回憶傅教授樂於提攜年輕人、總能在其他人身上看到優點，「但他並不是一個簡單、單純的人」，對方來路不正、心術不正，也一樣躲不過傅教授的眼睛。
本周一傅教授病逝的噩耗傳出後，日本媒體最先報道，中國的學術界一陣震動、傷感與深深惋惜。
要說他的學術著作，實在談不上眾多，差不多就是八本，然而每一部都是傅教授研究多年的心血，多年磨一劍的習慣與堅持，得益於嚴謹的社會學功底與田野調查訓練。他能說流利的日文和中文，在1960年、70年代出版的《日本的新中產》《共產主義下的廣東》《先行一步：廣東的改革開放》，都是依據大量一手資料與和當事人面對面深入採訪所成。正因為如此紮實的調查與研究，傅教授的好些著作都產生了巨大影響。除了在中國與日本之間切換研究，他也曾在1993年出版了《四小龍：工業化在亞洲的擴散》，將視野擴展到東亞人當年熟悉又驕傲的：韓國、新加坡、台灣與香港。
傅教授曾說：「我的著作就像一個國家在某一時刻的一張照片」，一句話道出他學術的特殊處——他是以不帶意識形態成見、去除刻板印象和政治標籤的簡樸筆觸還原事件，對國家、個人、群體及時代進行忠貞記錄兼詮釋和解讀。
他潛心致志研究的主題既是日本與中國，更是東亞的現代化。作為一個美國學者，他始終以西方受眾為對象，希望通過研究對美國帶來啟示、借鑒和實際用途，比如《日本第一》的副題就是「對美國的經驗教訓」。而為了更好做到這一點，也是基於知識分子的天職，他就要以更忠實、平視的眼睛看待研究的對象，並且不迴避要為此而展示有巨大爭議的立場。
《鄧小平時代》對鄧小平的評價，當然與中國官方不全然一致，比如傅教授形容鄧小平是為中國轉型過程提供全面領導的「總經理」，而非總設計師，但他正面肯定鄧小平領導的對中國轉型，並認為這是2000年以來中國最根本的變化。新加坡前資深外交官馬凱碩就一針見血指出，因為天安門事件的緣故，「在西方，讚賞鄧小平是政治不正確的，但是他（傅高義）有勇氣這麼做。」
傅教授在《鄧小平時代》序言里寫到：「我寫這部關於鄧小平的書，心目中的讀者首先是西方讀者。作為一個研究中國事務長達半世紀的人，我深知如果中國人和西方人能處理好他們的之間的關係，世界的未來會變得更好，而這又要求雙發達成更深的理解。」
因為這份讓中國人強烈共鳴的友好與情懷，也因為接受了部分刪節，《鄧小平時代》難得地獲准在中國大陸出版。而在本周傅高義教授辭世後，中國外交界與學界一片惋惜之聲。一個最普遍的感嘆是，美國新一代的「知華派」學者又在哪兒？有評論指，美國現在較活躍的「知華派」，反而是鼓噪中國威脅論的「假知華派」。也有人呼籲，需要新的互動模式，積極引導美國國內新生代「中國通」更加客觀理性地認識中國、看待中美關係發展。
中美確實大有必要增進理解。但也要承認，曾經產生傅高義、李侃如、基辛格等西方大儒的時代已一去不返。他們那一代的美國與西方學者，親身經歷過戰爭與冷戰，見過中國經歷的貧窮，知道改革前中國的面貌，更了解改革之艱難與巨大的政治風險。他們在美國體制與學界交換位置，發揮學術與政治影響。今人，很難再有與當年人一樣的能量與情懷。
畢竟，崛起後的中國已經完全不一樣了，美國也沒有了戰後初期的自信、匡濟天下的理想主義與現實條件，學人也難有當年人的純粹與堅持。未來的美國「知華派」在哪兒？在惋惜過去之餘，中國不妨也思考，崛起的中國能不能像當年的美國一樣，培養出一批能深刻、客觀又平視美國的「中美派」？他們能否為促進中美理解發揮與當年美國「知華派」一樣的作用，而不會被質疑為「崇美」或不愛國？答案並不樂觀。
此時，傅高義教授帶着他的理想主義離開了世界，而我們也由此，更清楚看到一個時代的告別。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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