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悅東：60%的中譯本不值一讀？
本文原刊於《新京報書評周刊》公眾號。採寫為新京報記者徐悅東。
大家或許都有這樣的經驗：在閱讀某些外國經典學術名著時，書里的每個漢字都認識，但串起來的句子卻讓人無法理解。很多讀者還會覺得：我看不懂一定是因為自己笨。於是，「啃」那些佶屈聱牙的學術名著，就成了許多文科學子的噩夢。殊不知，讀者們不是因為「智商不夠」才看不懂那些晦澀難懂的名著，而是譯者不講人話。
近幾十年來，隨着「打開國門」的進程，中國出版界引進了大量外版著作，譯著為促進中國的學術發展和文化交流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糟糕的譯作也糟蹋了名著，甚至會誤導讀者。
在圖書市場上，「谷歌翻譯體」、「金山體」屢出不絕，更有甚者，由於譯者缺乏基本知識，出現了將Mencius（孟子）翻譯成「門修斯」，將Chiang Kai-Shek（蔣介石）翻譯成常凱申等讓人貽笑大方的笑話。在豆瓣上，許多經典著作的評分之所以很低，大多是因為譯文佶屈聱牙、不知所云。為何國內會出現學術名著的翻譯亂象呢？譯者、出版方在翻譯亂象當中，又該負有什麼樣的責任呢？如何才能解決學術名著翻譯亂象的問題？
為此，我們採訪了浙江大學兼任教授、《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譯者閻克文、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唐小兵和萬聖書園的創始人劉蘇里，他們分別從譯者、學者和書店創始人的角度，與我們聊了聊國內學術翻譯的亂象，以及形成的原因。
01
閻克文：
國內60%以上的譯本根本不值一看
閻克文，1956年生，曾任職於新華社，現為浙江大學社會學系兼任教授，專事馬克斯·韋伯著作的譯介，代表性譯作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經濟與社會》《馬克思·韋伯傳》《君主論》等。
新京報：在你的閱讀史里，有沒有讀過一些被翻譯毀掉的經典圖書？能給我們講一些例子嗎？
閻克文：我最近和浙大一個讀書研討班一起讀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為了提高效率，我們一開始用了韓水法的譯本和李秋零的譯本（李秋零的譯本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韓水法的譯本是2008年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的，2013年商務印書館又出了一遍），結果我們沒讀兩頁就讀不懂了。我覺得是譯本有問題，於是就去找德文原著對照着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兩個譯本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內容都是胡說八道。
類似的經驗當然還有。1997年出版的《經濟與社會》林榮遠譯本，他在譯後記里聲稱是從德文原著翻譯過來的，同時也參考了京特·羅特的英譯本。但是，我慕名而去，慕韋伯和這本書之名，卻基本看不懂。那時我還不會德語，我就將英譯本和中譯本對照着閱讀。結果發現並且斷定，這位譯者根本不懂韋伯，基本是把德國字生硬地堆砌成了中國字，導致了你能讀懂德文原著卻基本讀不懂中譯文。後來，我寫了一篇文章批評了這個譯本。
按說，林榮遠的公務德語是不錯的，但是這不意味着他在學術上了解韋伯。在批評文章發表後，時任商務印書館譯作室主任王明毅就找我來翻譯《經濟與社會》。我對他說，我不敢翻譯，而且我當時還不懂德語。他讓我從英譯本翻譯過來。迫於無奈，我花了五年翻譯了《經濟與社會》。由於其他原因，這個譯本放在了世紀出版集團·文景出了，我個人感覺，大體上能讀了，因為我確實在竭盡全力忠於英譯本。
《經濟與社會（第一卷）》，[德]馬克斯·韋伯著，閻克文譯，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但是很不幸，這就出現了另一個問題：京特·羅特參與翻譯的英譯本是歐美學術界公認的權威譯本，後來我能讀德文原著了，結果發現，從形式到內容，英譯本對原著的忠誠度都很令人失望。這意味着我作為中譯者，也等於在一定程度上跟着英譯本誤導了中文讀者，內心十分不安，甚至有一種罪感。現在我正在按照德文原着重新翻譯。
新京報：除了剛剛說的譯者不了解韋伯之外，你覺得造成翻譯亂象的原因還有什麼？
閻克文：還是以韋伯著作的翻譯為例吧。我感到有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有些譯者在主觀上就根本不負責任。無論是出於什麼動機，無論是追逐名氣、地位、報酬還是確實對原著感興趣，但我們必須從客觀結果上說，這些譯者對翻譯質量是根本不負責任或者負不起責任的，在這種情況下還要硬幹，不出劣質產品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我非常信服一位學術大家和教育行政領導人的說法：我們的讀者被中譯本蹂躪已久了。
這讓我想起了1987年出版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由於當時中國知識界對韋伯非常不了解，我們倒是能理解譯本的缺陷。譯者恐怕當時也是不怎麼懂韋伯的，甚至不懂的地方就乾脆不譯了，而且居然還將韋伯原著的注釋全都抹掉了。其實，韋伯有一個習慣——在正文里沒說夠的話，會在注釋里說。有時候，韋伯的注釋相當於一篇論文。
不過，我當時讀這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時，感覺比《經濟與社會》好讀多了。但有些地方還是看不懂，我只能嚴厲地責怪自己「智商低」。後來，我想起來，這本書是由英文版轉譯過來的，那我為什麼不直接讀英文版？讀了英文版後，發現原先看不懂的地方都明白了——不是韋伯不會說話，至少是中譯者不會說話。於是，我也重新翻譯了這本書。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德國]馬克斯·韋伯著，閻克文譯，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版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英譯本是帕森斯譯的。帕森斯的譯本非常可靠，與德文原著的出入不是很大。相比之下，《經濟與社會》的英譯本都可以被看作譯者和韋伯合著的新書了。這還是社科經典名著，其他的著作就可想而知了。
新京報：那你覺得什麼樣的學術翻譯才是好的翻譯呢？對於譯者來說，怎麼樣才能做好翻譯？
閻克文：要負責任地翻譯經典著作，恐怕首先要以做研究的態度去譯。這意味着譯者要對原作者本人的思路、脈絡有結構性的認知，並對原文的方方面面有比較深度的了解。這樣才能譯得靠譜。翻譯表面的文字是很簡單的，但文字背後的知識含量、思想含量和邏輯脈絡並不簡單。若譯者不用心琢磨就去翻譯學術著作，肯定是不負責任的。
順便說說，吉林出版集團出版的休謨《英國史》劉仲敬譯本也是一個糟糕的案例。《英國史》是休謨的名著，在學界有着不可撼動的地位。我曾想過翻譯這本書。但我沒把握，因為休謨用了很多古英語。其實，你要對照一下英文原著和劉仲敬譯本的話，很容易就能發現，劉仲敬基本上是在胡說八道。這本書應該署名為「休謨與劉仲敬合著」。但他的很多粉絲卻都在無條件地吹捧這個譯本，後來，在2014年12月，一個挺有名氣的所謂學者還在《中華讀書報》大肆抬舉這個譯本，確實令人絕倒。
這些年來，我一直想重新翻譯韋伯的著作。因為市面上韋伯著作的中譯本，95%以上都是從英譯本轉譯過來的。英譯本本身問題就很大。《經濟與社會》的英譯者還是想向讀者介紹韋伯的。但是，譯者京特·羅特說，為了照顧英文讀者的閱讀習慣，他對原著做了調整。我一開始以為是一些技術性的調整，比如將德語長句按照英文讀者熟悉的句式作出改動，以方便讀者理解，但事實上不是那麼回事。
《學術與政治》的英譯本也是這樣，再加上中譯者們都不懂德文，他們根本無法參照德文原著進行翻譯，就算盡心竭力，也只能跟着英譯本中的謬誤亦步亦趨，對中文讀者的誤導就可想而知。我已經重新翻譯了《學術與政治》，很快就要出版了。到時，讀者就能明白這個版本和其他中譯本的差別是不是很大。
韋伯是一位語言大師，他的措辭是相當嚴謹的。韋伯還是個經驗理論大師，他的所有理論都來自經驗現實，他「不玩」玄學。從這個角度來說，韋伯的語言風格是相當平易近人的。當然，韋伯的語言所承載的思想密度很高，這需要我們用心體會。我不認為韋伯的語言晦澀抽象。韋伯的抽象是將經驗進行歸納之後的抽象，而不是形而上學的抽象。在這種情況下，譯者要對原著做出大幅度的調整，是不能被原諒的。
馬克斯·韋伯
所以，我一直想直接從德語翻譯韋伯的著作，這樣能降低信息的流失和信息失真率。做翻譯這個行當，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完全可以也應該從主觀上竭力做到盡量不出硬傷。
這個想法已經開始實現了。浙大成立了韋伯著作翻譯與研究中心，由我來主持工作。從2019年5月開始，我們就系統地從德語直接翻譯韋伯的著作。我修習德語十多年了，看韋伯原著的問題不大。此外，浙大是國內除中央編譯局和國家圖書館之外第三家購置韋伯原著最新版全集的機構。這個翻譯的工程量很大，也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總體來說，我覺得譯者需要以下三個方面的基礎訓練：知識訓練、思想訓練和技術訓練。就是說，譯者需要積累經驗。所以，我對我們翻譯團隊的要求首先是德語可靠；其次，譯者至少要有一門學科背景，不管是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宗教學、社會學、法學或語言學，只有受過相對比較嚴格系統的學術訓練，才可能勝任這個工作。再次，譯者的中文水平也要說得過去。在「信達雅」中，我們要求至少要達到「信」和「達」。這需要譯者積累經驗，也需要譯者加大閱讀量，深入了解原作者涉及的領域和範圍。
因此，做學術翻譯，除了技術素養之外，還特別需要個人的內在志願和信念，否則就乾脆不要做。做社科學術翻譯錢掙得不多，而且，學術考核體系目前還沒有把學術翻譯當回事。假如想撈好處，就不要干學術翻譯。不然肯定會對譯文不負責任，這種事我們還見得少嗎？在我自己有限的閱讀範圍來說，到目前為止，至少60%以上的譯本根本不值得一看。
新京報：那你覺得出版社方面在翻譯亂象當中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
閻克文：「應然」和「實然」是兩回事，「應然」的東西有很多，但很多時候對許多出版社來說，可能暫時沒有辦法做到。比如說，吉林出版集團之所以出版《英國史》譯本，很大程度上是他們希望借該名著給自己「壯膽」。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出版社總得負點責任吧！我曾給吉林出版集團總編室打電話說，你們膽子真大，這種書都敢出版。他們說，他們也知道這個譯本有問題，但是譯者名聲大，這本書的名氣也大。為此，吉林出版集團專門成立了一個編輯小組，專門負責編輯這個譯本。但後來，劉仲敬帶着人上門警告出版社：他的譯本一個字也不能改。所以，這到底是出版社的責任還是譯者的責任呢？
至於大牌出版社就不太好說了，原因恐怕就更多，比如「店大欺客」的舊習難改，相信許多人都領教過不少。同時，出版社面臨的內部和外部考核體系可能也存在問題，導致客觀上對書目選題、尤其是選題的翻譯質量大範圍地一塌糊塗，對讀者、對社會的戕害確實不可等閑視之。最後，像國外有些地方，比如日本，就有對翻譯作品相當嚴格、規範的學術評價和獎懲機制，這需要長期、系統地投入人力物力資源，而我們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大的讀者群，同時還有可以說無與倫比的漫長翻譯史，卻至今沒有足以對得起國家和讀者的類似機制，大家只有碰運氣，這種局面不知還要持續多久？
當然，必須客觀地說，在知識飢渴與爆炸的情況下，這些有問題的中譯本也產生了不可否認的積極作用，但是也不能認為一俊遮百丑，不肯正視問題。
02
唐小兵：
嚴肅的批評才是對一個作者或譯者最大的尊重
唐小兵，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已出版《現代中國的公共輿論》《十字街頭的知識人》《與民國相遇》《書架上的近代中國》等。
新京報：在你的閱讀史里，有沒有讀過一些被翻譯毀掉的經典圖書？
唐小兵：了解我的讀者都知道，我比較喜歡美國猶太裔政治理論學者漢娜·阿倫特的著作。我曾讀過阿倫特的代表作之一《The Life of the Mind》的大陸譯本《精神生活》，這本書據一些阿倫特專家反映就有不少翻譯上的差錯，《黑暗時代的人們》的漢語表達也不太流暢。據說大陸版《極權主義的起源》翻譯得不是特別好，但我沒有跟原版對比過。我只是聽一些研究阿倫特的專家說，裡面存在着一些理解錯誤和字詞誤讀。
但也有一些翻譯得極佳的阿倫特作品，比如我校哲學系研究阿倫特的學者王寅麗老師翻譯的作品就做到了嚴復所言的「信達雅」，包括《人的境況》《過去與未來之間》以及最新翻譯阿倫特的博士論文《愛與聖奧古斯丁》等。
新京報：你剛剛說的《精神生活》，我看網上也有很多人吐槽過。
唐小兵：在台灣，這本書是由一個很好的學者蘇友貞翻譯的，譯名叫《心智生命》。台灣版的《極權主義的起源》是「中央研究院」著名政治思想史學者蔡英文翻譯的。蔡英文先生於前年去世了，他是研究阿倫特的專家，也翻譯阿倫特的著作。他的中文水準也很高。
當時還在讀研究生的我參加一次學術會議認識了蔡老師談及阿倫特著作的大陸譯本，我跟蔡老師說，大陸版《精神生活》翻譯得不好，自己根本讀不下去。他回台灣後就將台版《心智生命》和《黑暗時代群像》（鄧伯宸翻譯）題詞寄了給我，當時讓我非常感動，這種古雅之風和提攜後學的氣象在大陸學界太少見了。我當時讀得非常高興，這兩個譯本至少在語言表達上一則佶屈聱牙，一則自然優美，閱讀體驗相差甚遠。如今睹書思人不勝悵惘。
中國台灣版的《心智生命》、《黑暗時代群像》書影，唐小兵供圖。
新京報：在你的閱讀經驗中，還有類似的例子嗎？
唐小兵：我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尤其是知識分子史和思想史，因此讀中國史的翻譯著作比較多。2003年，我剛到上海讀研究生，參加了導師許紀霖教授主持的思想史研究課程。我負責報告閱讀列文森的《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的所思所想。這本書讀起來非常費勁。一方面，列文森是一個「莫扎特式」的天才歷史學家，他的語言和思維本身就很複雜。另一方面，譯者也沒有很好地理解原著的精神，也沒有較好的漢語寫作能力，將原著曲徑通幽的精神意趣表達出來。後來，像葉文心教授、董玥教授等學者，包括列文森的一些學生，對這個譯本都不太滿意。他們想重新翻譯這本書，但到現在還沒有出版。
哈佛歷史學家史華慈的《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的翻譯也被人批評過。史華慈的《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相對翻譯得比較好。今天有些譯者會用晚清民國的一些翻譯問題來做自我辯護。但我覺得，今天的問題跟晚清民國的是不一樣的。對於晚清民國那一代譯者，如梁啟超對日書的翻譯、嚴復對斯賓塞、密爾，吳宓對白璧德等學者作品的翻譯來說，他們不僅在做翻譯，也在進行文明之間的對話。他們的翻譯即使存在一些理解上的錯誤，也不失為一種基於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進行對話的「創造性的誤讀」。如今，我們更重視翻譯的準確性。
《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美] 史華慈（BenjaminI.Schwartz）著，葉鳳美譯，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8月版
新京報：據你的觀察，國內學術書籍翻譯亂象的原因是什麼？
唐小兵：我覺得第一個原因可能是譯者的「原子化個人主義」，處於極為離散的狀態。我們不存在像歐美那樣的翻譯者專業共同體。在歐美，像翻譯者協會這樣的機構能對該行業從業人員進行約束。假如一個譯者非常不靠譜，那麼他就無法在業界獲得認可，也不太可能有好的出版社出版其譯著。
這個共同體對出版社也很重要。出版社是否要引進一本書，首先要評估這本書的學術價值，然後再找專業對口至少是靠譜敬業的譯者翻譯。如今，很多出版社缺乏一個由譯者和大學相關專業學者形成的共同體，來把關評審。
上海嚴搏非先生主持的三輝圖書公司出版了許多一流譯著，我校政治學系劉擎教授是他們重要的評判人和把關人，所以基本上能夠保持學術水準。一本書值不值得翻譯、該找誰翻譯，評判人能為出版社提供專業的意見。大學相關的從業人員要與出版社形成聯動機制。
此外，我覺得現在許多出版社在引進作品的過程中，並不存在長期的規劃，經常是「東一榔頭西一棒子」，跟隨西方出版界的熱點。但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就是非常重要的翻譯工程，影響也非常大。他們翻譯的費正清、史華慈、列文森、裴宜理等著名學者的經典著作，對中國史研究的範式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學術影響。
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的影響也很深遠。他們的一些譯者是在民國時代接受的高等教育，外語能力很高，文化素養也很好，對待文化傳播和引入更有一種極為投入和敬業的精神，所以他們對西方、東方都有深刻的理解，這保證了這些作品的翻譯質量。比如，傅雷、穆旦、周輔成、何兆武等人的翻譯都不錯。
此外，出版社最好要找一些做相關研究的學者來做翻譯。前些年出版的《哈佛中國史》反響就很不錯，更早的《劍橋中國史》系列口碑也甚好，我系沈志華教授主持的對於蘇聯和東歐史料和學術作品的翻譯也在學術界產生了較大影響，因為他們找了許多研究相關專業的老師來翻譯。
《哈佛中國史（全六卷）》，[加]卜正民著，王興亮、李磊、劉雅君、張曉東、馮世明、李文鋒、潘瑋琳、李仁淵、張遠譯，三輝圖書 | 中信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對於譯者來說，中文的表達能力是很重要的。我經常跟學生說，如果你讀一本中國近現代史的譯著完全讀不懂的話，不要懷疑是自己的智商出了問題，因為這很可能是翻譯的問題，要麼是譯者沒有能夠真正地理解原著，要麼就是理解了而無法用漢語真正地表達出來。大部分西方學術著作都有嚴格的寫作規範，學者在大學體系里也經受過嚴格的寫作學訓練，佶屈聱牙、詞不達意的情況是很少見的。另外，對於像將蔣介石譯為常凱申、將孟子譯成門修斯這樣的笑話，只能說明譯者缺乏基本常識。
新京報：剛剛提到民國時代，網上有人說民國時代的翻譯比現在的要好。你怎麼看待這個判斷？
唐小兵：這很難做比較，我也沒有專門研究過這個問題。當代中國從上世紀80年代後的西學譯著，大部分還是不錯的。民國時代的翻譯其實也存在着很多問題。
在民國時代，假如這些譯者是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或上海的一些大學教書的老師，那他們的譯著質量應該是很不錯的。當時很多大學教授能用英文寫作，很多人還能用英語上課，他們與最一流的國際學界是可以實現語言上的無縫對接的。
我博士論文的研究涉及民國時期的清華、北大等名校，據統計當時有相當比例的教授都有歐美留學背景。他們對西方文化和語言非常了解，中文寫作能力也沒有任何問題。你想想，陳寅恪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在瑞士讀過原版《資本論》了。如果是這部分人來做翻譯，那質量肯定有保證。
但是，在民國，由於大家對西學有着強烈的渴求，巨大的市場誘惑導致一些商業性的出版社只追求利益，他們所找的許多譯者並非專業對口的人員。這些人翻譯的著作可能就存在問題。所以，我們不能把民國出版界想像成翻譯的天堂。
如今，翻譯在一些學校里並不算在升等算數的學術成果裡面。而且，翻譯的稿酬很低。我有一個北大博士畢業的好友，他很喜歡翻譯西方的分析哲學著作。他花費了很大工夫反覆校對，一本書卻只能拿到一萬元左右的稿酬。而在民國，像徐懋庸這樣的左翼文人，他翻譯一本兩百頁的日文小冊子，只花一兩個月就能賺到150銀元。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20銀元就夠一家三口生活一個月了。可見當今中國翻譯的報酬實在太低了。
所以，學術界尤其是高校最好能將翻譯作品承認為學術成果。那些非常嚴肅的學術書還要納入我前面提到的共同體當中進行評議和規約。書評人共同體也是很重要的。現在有許多書托，他們只講好話，不講壞話。其實嚴肅的學術批評才是對一個作者或譯者最大的尊重。大家都不願意講真話，這不利於共同體的進步和自我完善，最後就成了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
新京報：對於有志於做研究的學生來說，當學生碰到一本被翻譯毀了的書時，你有什麼建議嗎？
唐小兵：我建議去讀原著。假如語言不通，可以去讀其他版本，比如中國台灣版的譯本。其實，在城市成長的年輕一代大學生的英文水平是有利於讓他們去讀英文版的。只有進入英文原版的語境之中，我們才能體會到與中文不一樣的思考、論證、表達和修辭，那才是真正進入了另一種文化的脈絡和源流。
新京報：對翻譯亂象這個問題還有什麼其他的觀察或建議嗎？
唐小兵：最後我講個印象特深的小例子。在2017到2018年時，我在美國哈佛訪學時讀到一篇有關翻譯的文章讓我印象深刻。著名美學家和作家高爾泰先生的《尋找家園》要翻譯成英文出版。一開始，他們找了一個美國著名翻譯家做翻譯。這個人是位大學教授，曾向英文世界翻譯過很多當代中國著名作家的作品。
《尋找家園》，高爾泰著，新經典文化 |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4年5月版
《尋找家園》的英文版還沒面世，因為譯者的名氣，法蘭克福書展、各大學演講等各種活動都安排好了，但高爾泰看了譯稿後非常生氣，要求撤稿。高爾泰的漢語寫作是達到了一個巔峰狀態，整本書可謂行雲流水，字字珠璣，文采和思想都非常好，全書沒有一句廢話，這本書與他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的回憶和反思有關，是很深邃的作品。而譯者為了迎合歐美的口味，將那些看似閑筆其實有弦外之音的段落全部刪除，將《尋找家園》改寫成類似美國校園霸凌題材的編年體成長小說。高爾泰對此極為生氣，拒不接受，寧可接受因此而產生的巨大損失，最後，高爾泰通過朋友找了一個歐洲譯者重新翻譯。
同理，很多外版書的作者看不懂中文或者並不太習慣中文閱讀，所以他們並不知道他們的書被譯得如何，中文學界的反響如何，這也就缺失了一個來自被翻譯者的強有力的監督。像孔飛力教授、裴宜理教授、卜正民教授這樣的漢學家，他們的中文閱讀能力足以發現譯文的問題，這樣譯者就會更加謹慎。
我在寒假的時候讀了燕京大學著名學者洪業在上世紀50年代在哈佛大學出版的英文作品《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這本書翻譯得非常好。其譯者是中國人民大學的曾祥波教授。曾祥波對這本書進行了反覆的修訂，裡面涉及了大量的歷史、人物、對詩詞的理解、以及有很多需要商榷和考證的腳註。這種學無止境、譯無止境的精神值得很多譯者學習。只有不斷地修訂，才能夠將更深的理解，更好的表達翻譯出來，這樣譯者就成為人類作為一個文明共同體的不同文化之間的「持燈的使者」了。
《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美]洪業著，曾祥波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5月版
03
劉蘇里：
我很感謝豆瓣上挑刺的人
劉蘇里，學者，萬聖書園創始人。著有《1+12:通向常識的道路》等。
新京報：你對很多社科名著的版本非常熟悉。據你的觀察，假如一本社科書籍在翻譯上不盡如人意的話，一般都會在哪些方面出問題？有沒有一些具體的例子？
劉蘇里：錯誤倒是其次，譯文拗口才是這些譯本最主要的問題。鑒定譯文有無譯錯是非常困難的，畢竟我們很難有機會看原著。我不大看得懂早期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某些漢譯名著，尤其是黑格爾的著作。後來，這批漢譯名著中的一些書被商務印書館重新翻譯出版，質量明顯變好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大概有三個版本，還是屬商務本譯得最好。
在我四十多年的閱讀經歷中，讀不懂譯文的情況如影隨形。除理論著作外，許多歷史類作品的譯文也佶屈聱牙。我在讀到糟糕譯文時會生氣，有時還會在眉批中罵人。當然，我對譯者抱有同情和理解，所以我很少公開說某本書翻譯得不好。我們不能說由於某本書翻譯得不好，那這本書就不該被翻譯過來。其實，有了翻譯作品，中文世界至少能知道世界上有這麼本書存在，聊勝於無嘛。
新京報：除了拗不拗口之外，對於社科著作來說，你還會用什麼標準去判斷一個版本的好壞？
劉蘇里：對於經典名著，我主要還是相信任商務印書館、三聯書店、世紀集團等出版社。我們可以信任這些最老的和最知名的出版社。如今，上海譯文出版社、譯林出版社也都加入了這個行列。劉東和彭剛主編的人文與社會譯叢的譯文質量大多還不錯。
最近十年，有些新社的譯著質量在提高，比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等。民營策劃公司的譯著質量也有明顯提高，比如三輝、後浪、漢唐陽光和新經典等。
新京報：據你對出版行業的觀察，你覺得造成國內社科著作翻譯亂象的原因是什麼呢？
劉蘇里：首先，譯稿酬太低了。稿酬的提高跟不上物價的提高。我知道上世紀90年代前的譯稿酬標準是千字38元左右，這還是上世紀50年代制定的標準。現在有些出版社的譯稿酬提高到千字60到80元，甚至千字120元。但是，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到今天，物價漲了多少？
其次，學術體制存在着問題：譯著不算學術成果。傅雷除了《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和一些書信集外，我都不知道他寫過什麼專著。如果傅雷生活在這個時代，他憑什麼當教授？
傅雷
此外，譯者的語言水平也是很大問題。有些譯者的外語水平沒問題，但中文水平太差了，這與我們中文教育水準下滑有關。很多譯文句式歐化，讓人難以卒讀。譯者的外語水準不行的情況是最不能被原諒的，外語不好就別做翻譯。
翻譯亂象還有一個成因：中國人離西方古典著作和現代西方人思考問題語境的距離太遠。我們所接受的教育並不能讓我們很好地理解西方的知識、概念和思考框架。比如，為了理解柏拉圖的「理念」，我看過一些個版本的譯著，也看過國內學者對它的解釋，但我沒見誰能將「理念」解釋透徹、明白。黑格爾的「絕對精神」也有同樣的問題。即使找不到合適的中文詞彙去翻譯這些概念，譯者總能找到相對接近的詞彙。如何翻譯這些概念體現出譯者對西方思想體系的理解。
另外，譯文質量還跟負責這件事的出版社有直接關係。翻譯亂象很多時候是出版社做事不認真造成的。某個出版社曾寄給我一本書稿，希望我給這本書寫推薦語。看了五十多頁，就把書稿退回去了。我跟編輯說：這本書還挺重要的，假如這本書就這樣出版，就等着被讀者罵吧。後來，編輯跟我道出實情：原來這本書是找商業網站合作翻譯的。之後，他們還挺認真地找譯者重新翻譯。我不知道現在市面上的哪些書是用這種方式翻譯的，這樣做翻譯質量怎麼可能高。
有一本研究激進主義的書，我看了三分之一就失去了耐心。我當時想，出版這本書的編輯看得順暢嗎？假如編輯都看不順暢，為什麼不讓譯者去修改呢？編輯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跟譯者不斷溝通譯文所存在的問題。我不太清楚編輯們的工作流程，但一些較差的譯文竟然能通過出版社的層層關口得以出版，這讓人無話可講。
新京報：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你覺得中國翻譯質量是如何變遷的？有沒有哪個時代的翻譯水平是最高的？
劉蘇里：我沒有能力比較哪個時候的翻譯水平和今天的翻譯水平的孰優孰劣。但是，一位老前輩曾跟我講過一個故事。他說，中國翻譯質量最高的時代是上世紀70年代。
我曾買過一套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版的世界史叢書，該叢書有幾十本，其中包括許多非洲小國。我不知道這些書是不是跟當年有名的灰皮書、黑皮書一撥的。老前輩跟我說，當年外語人才非常稀缺，有一批學有專長的外語人才被抽調回北京從事翻譯工作。這批人非常幸運，他們不需要在田間工作，只專心做翻譯。
老前輩還說，他們的譯文會互相校對，並署名為「某某翻譯組」。這意味着，翻譯這些書就跟做學術一樣，這種工作流程恐怕跟今天的翻譯生產流程很不一樣。當時，假如他們翻譯出了錯，可能會面臨比較嚴重的後果。他們頭上懸着的達摩克里斯劍，保證了這批譯著的譯文質量。那個年代的背景就不多說了，但就譯文質量來說，有些道理卻是相通的：監督之下出細活。讓我們去掉「監督」這個詞中的某種讓人不適的味道——其實，今天時髦的「敬畏」、「虔敬」，本身也是一種內在的監督機制。如果加上讀者、評論者的監督，是不是就更能保證譯文的質量？
新京報：除了監督之外，你覺得還應該如何解決學術翻譯亂象的難題？
劉蘇里：我覺得不存在什麼解決這問題的辦法。如我前面說的，好的自然好，不好的照舊。中國有個傳統：不管是做剪刀的、做豆腐的、還是做酒的、打傢具的匠人，大家都會珍惜自己的聲譽、商譽。但現在許多人做事並不是出於熱愛，也不在乎聲譽，完全只是為了完成任務和掙錢。因此，做事不認真的現象越來越嚴重。
「多快好省」這四個字充分解釋了現在那麼多人做事不認真的原因。因為天下沒有任何一件事能同時符合「多快好省」的標準。要產量多、要速度快、又要做得好、還要省錢，天底下哪有這等好事？
新京報：那對於普通讀者來說，除了閱讀大出版社的版本外，你覺得該如何在圖書市場避開這些翻譯得不好的書籍？
劉蘇里：有些書是必讀的，外語好的讀者可以去讀原文。原著是非英語書寫的，可以去讀英文翻譯版。大部分的非英文原著都有英文翻譯。我相信英文譯本會比中文譯本好。這種說法跟我上面提到的「聊勝於無」的說法並不矛盾。對於像我一樣外語水平差的人來說，中文翻譯是「聊勝於無」的；對於外語水平好的人來說，他們就應該盡量讀原版或英文翻譯版。
老師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我知道一些好老師會在課堂上給學生講原典，還會跟學生說中文譯本的翻譯問題。比如，鄧曉芒就將康德的德語原文和中文譯本對照着給學生講解。普通讀者沒這個機會聽他講課，但是鄧曉芒上課的講義出了句讀版，這能多少彌補點缺憾。
《康德〈實踐理性批判〉句讀》，鄧曉芒著，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版
另外，我建議大家去看豆瓣評價。豆瓣網卧虎藏龍。在豆瓣上，大部分比較重要的譯著都有「豆友」對譯文的評價。我常能看到，有些經典作品的豆瓣評分很低，主要原因就是翻譯質量不行。我挺感謝豆瓣上那些挑刺的人。他們所挑的「刺」都非常具體，還有人會直接拿上原文對照。
我經常參考豆瓣上的評價，豆瓣上的評價也應該要成為譯者和編輯們的重要參考吧？豆瓣上批評譯者的人比較多，批評出版社的人卻比較少。照我看，出版機構負有更大的責任，畢竟出版機構是守門員。
新京報：最後你對翻譯亂象問題還有什麼補充？
劉蘇里：最近幾年，許多重要譯作的質量都有明顯提高。前不久我看了兩本由秦傳安翻譯的保羅·約翰遜的書——《摩登時代》和《知識分子》，譯得就很不錯。戴大洪譯過的《西班牙內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質量也令人放心。在重譯的經典作品中，吳飛譯的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就比前一個版本有很大的改善。陳以侃下了大工夫重譯了毛姆短篇小說全集，其譯品也算上乘。
我最近讀的幾本書，翻譯質量都不錯，比如《鐵壁之圍》《三十年戰爭史》等。《下沉年代》也翻譯得很好，全書見不到歐化的句子。總之，好譯作非常多，我也很知足。我對譯者們充滿感激。
《下沉年代》，[美] 喬治·帕克 (George Packer)著，劉冉譯，新經典文化|文匯出版社2021年1月版
近十年翻譯質量提高，說明我們對外部世界，尤其是廣義西方的了解，有了很大提升。我知道，一些譯者在國外一呆就是許多年。而且，我相信豆瓣評分也讓譯者和出版機構感到壓力，讓他們的責任心變強了。許多出版機構的稿費制度也有所改變——有的出版社採用版稅制，還有的出版機構採用底稿酬加版稅的激勵制度。這些因素都是近年來譯作得到很大改善的原因。
最後，我想強調，好東西是好價錢買來的。我們要對好譯者的工作善加保護；我們對於好譯作所提出的要求，其實並不比原創低。譯者應該得其應有，這樣才會誕生出更多像傅雷這樣的教授。
文章原刊於《新京報書評周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