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瀾昌：為什麼說「港人未能治港」？
2021年7月1日，香港將慶祝回歸祖國24週年。如果按照鄧小平「五十年不變」的設計，「一國兩制」走了近一半路程。由於確保「愛國者治港」的選委會和立法會選舉制度的完善，香港的「一國兩制」越過了摸索階段，進入到新的、相對成熟的2.0階段。
筆者經歷過香港回歸的全過程，從中英談判、過渡期，一直到順利接收，以及20多年的風風雨雨。細細梳理，最感慨的一個問題是：「港人未能治港」。
首任中聯辦主任姜恩柱曾說，香港是一本難讀的書。事實上，在回歸之初，他真的誠心誠意且極度嚴謹地貫徹「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大凡屬於香港的內部事務，一丁點兒也不過問。那時候，內地的官員到香港，還要到港澳辦申請。但是20多年過去了，香港特區卻步履艱難？24年其實很不短了，北京、上海、廣州、重慶，莫不是解放不久便入正軌；深圳更是成為中國一線城市。香港的徘徊、蹉跎、以至出現大面積的「暴亂」，原因在哪？
首先，香港有政治家嗎？香港第二任特首曾蔭權競選時自填履歷為「政治家」，但是他的競選口號卻是「做好這份工」。這一個小小的細節，可一窺全豹，從殖民地過渡而來的港人其實欠奉「政治家」。後來，朱鎔基總理也忍不住說，不能「議而不決，決而不行」。
回歸之初，不少人認為，「一國兩制」，就是「換一面旗幟」，其他就照常運作了。事實上，在通過傳真機發指令的「倫敦決策、香港執行」的模式終結之後，香港的公務員體系明顯不適應，在決策能力和執行力等層面都展現幼嫩和不足。管治權的急速轉變，治港人才的儲備和培訓不足問題也隨之急劇暴露。尤其，對於殖民體系留下的管治體系全盤接受而未反思更談不上改革，施政效率遲緩低下的問題越發突出。
近期說吧，小小750萬人的防疫，與內地14億人的一比，差天共地；武漢3個月就解封，香港已經一年半羅湖還是水靜河飛。還有，最近暴露羅湖邊境殯葬城的問題，也是匪夷所思。香港公務員所謂「高效」的招牌，在朱總理批評時就丟掉了，也許在落實「一國兩制」2.0版本之後香港的治港班子，才會有一個飛躍。
其次，香港的資本家，也曾被賦予「港人治港」的厚望。因為相信工商界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主體力量，而香港的工商界也總體上表現出愛國愛港的政治傾向。於是，在制度設計上，偏向倚重工商界，在立法會和行政會議都照顧工商界。
首任特首董建華也來自商界，他的家族做船務出身，而他的的確確是一個非常愛國愛港的人士。他執政之初就洞察到香港房屋問題是要害點，提出了「八萬五」的年建屋計劃。不料內外形勢突變，香港先是受到國際金融風暴衝擊，接著「非典」、禽流感等連番肆虐，香港樓價大跌，出現大範圍「負資產」。於是，他為「地產黨」矛頭所指，換了個港英的舊電池曾蔭權上台。此人做特首7年沒有開闢一吋建房儲備土地。之後的特首，要填海也填不動。
這樣的政策取向，就是不斷向市場放出「土地房屋供應不足」的信號，英國人留下來的「地價樓價租金三高」的畸形現象不但沒有糾正，反而高冠全球。大批在珠三角做工廠的港商全都撤回香港「炒樓」。地產商當然偷著樂，但是香港完了，陷入了嚴重結構性矛盾的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
筆者每每聽到歐美富豪大規模捐贈還富於社會時會感慨，香港的富豪還是處於熱衷原始積累的那一代。但是，你能怨那些從做「膠花」 起家，一個一個銅板賺起來，也沒有受過什麼現代文明教育的大老闆？只是必須明白，香港當下資產階級原始性、幼稚性、過分逐利性，決定了他們治港只能是嚴重偏向本階層的利益，他們不是一個照顧香港整體利益的統治者。
也因此，嚴重影響到香港回歸後的「二次分配未解決」，成為了「一國兩制之痛」。實際上，在香港短視的、仍處於原始積累期的地產商把持下，二次分配是不可能解決。港府衝不破制約，只有靠中央出手。相信在《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制度搞掂後，中央必定要出手了。事實上中央也有香港的土地支配權。
第三，筆者一直在思考，上面說的兩個層次的問題，其實也未違背「愛國者治港」原則。香港公務員體系和工商界整體屬於「愛國者範疇」，也許假以時日，他們在治港中學習治港，從不懂到懂，終於在政治上成熟起來。但是，香港還有一個擺不脫的制約，香港不是世外桃源，更不是一個可以脫離百年大變局之下大博弈的世外桃源。
誠然，有一個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世外桃源」，大概港人可以學會治港，可惜香港並不存在可以純粹的「港人治港」的環境。香港不是世外桃源，反而是美英、台灣等「遏華亂中」的前線。殖民統治下，香港人「有自由沒民主」，然而過渡期港英政府已開始「埋雷」，民主抗共是其中一招。而美國，在香港回歸前就加強在港部署，超級的總領事館不斷擴張，一方面接管英國留下的力量，一方面在香港種種社會界別精密部署和培植力量。從2003年反《基本法》23條立法，直至2019年「黑暴」，CIA在全球顏色革命的極致手段都在香港展現。拜登政府上任後不但繼承了特朗普的對港政策，而且還拉上歐洲、日本等國家公開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2019的「黑色暴亂」，雖然中央沒有派一兵一卒來港，基本由香港警察維護社會秩序，但是最終的「止暴制亂」以至政制的「由亂達治」，非中央出手不能成功。從確立《香港國安法》、DQ4名亂港立法會議員，直到完善選舉制度，徹底杜絕內外「反中亂港」勢力在香港特區權力架構中破壞的土壤和機會。這絕對不是任何一個香港人，任何一個香港的政治團體可以做到的。
回過頭來思考，也可以認為，回歸近24年始終未能完成《基本法》23條立法，不能埋怨「港人」，非其不能乃勢所不能。以政治幼嫩的香港領導人，與霸淩的境外反對力量相比，是極不對稱的，只有強大的國家力量可以與之抗衡。
毫無疑問，在未來中美博弈的大變局中，香港依然處於前沿，未來的鬥爭依然激烈，時起時伏。愛國愛港的香港人，只有依靠國家，才能將「一國兩制」史無前例的偉大構想真正落實，使香港重新出發，以一個「嶄新的東方之珠」的姿態展現在二十一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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