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智庫：變動中的中歐關係及走勢

在新冠疫情爆發的情況下，中歐班列仍開行超萬列。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吳白乙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6月號發表專文《變動中的中歐關係及其基本走勢》。作者認為，歐盟本身是一個複雜力量的集合體，它通過成員間協商，以制度建設為途徑規範和整合各方利益、觀念意識、行動能力。在這個「仍在路上」的建構過程中，各方之間的差異性帶來多重政治博弈，衹有用超級繁複的遊戲規則來體現權利與義務之間的平衡，這也造成歐盟權威性、生命力存乎於自身的不穩定性當中。面對當前中歐關係出現的複雜、多變現象，我們必須「由表及裡」地看待事態發生的機理，深入理解和準確把握歐盟的特性，以超常的耐心和高超的能力去作出回應。文章內容如下：

近一個時期，中歐關係發生的幾件事引起人們的困惑與擔憂。2020年底，雙方達成《中歐投資協定》。2021年3月22日，歐盟以「侵犯新疆人權」為藉口對4名中國官員、1家實體實施制裁，乃近30年來首次。中方隨即宣布對少數惡意宣傳虛假信息的歐方相關議員、學者和實體予以制裁。4月7日，在與國家主席習近平通話中，默克爾再次表示「歐中加強對話合作，不僅符合雙方利益，也對世界有利，德方願為此發揮積極作用」。相隔不到10天，習近平又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中法德領導人峰會，就合作應對氣候變化、中歐關係、抗疫合作以及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法德領導人均表示願與中方加強多領域合作，共同推動《中歐投資協定》儘快批准生效和中歐經濟關係進一步發展。5月4日，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兼貿易專員瓦爾迪斯·東布羅夫斯基對法新社記者言稱，「鑒於目前歐盟對中國實施制裁而中國實施反制裁，包括針對歐洲議會成員的反制裁，這樣的環境不利於批准協議」。不到一天，歐盟對外發佈書面聲明說，輿論對東氏談話的解讀不準確，批准過程不能與更廣泛的中歐關係分開，「批准的前景將取決於局勢的演變」。

中歐關係的一波三折似乎印證了時下國際形勢特點——「可確定的唯有其不確定性」。然而，中歐關係的不確定性何來？下行的限度何在？作為最大的外生變量，美國能在多大程度上繼續主導歐洲和影響中歐關係？要回答這些問題，就不得不從歐盟內部權力機制、歐洲制度文化的特性以及中歐、美歐關係基本矛盾的變化談起。

一、中歐關係的「一體多面」

談到國際關係，其本意在於解析國家之間多維互動的狀態與規律。當代國際關係早已超出這一古典定義，概因「關係主體」出現較大的嬗變，而中歐關係的複雜性正是由於歐方關係主體的複合疊加所致。在新中國建立之初，中國對歐關係始於同中東歐、北歐國家、瑞士先後建交，與英國建立代辦級外交關係以及1964年中法建交。從1975年與歐洲共同體建交開始，中歐關係進入「雙軌並行」階段，但國別關係所佔比重很大。冷戰結束後，歐洲一體化進程加速，正式形成經濟、政治、司法的超國家聯盟。截止於2013年，歐盟經數度擴容，成員國由最初的6個增加到28個。2020年英國正式「脫歐」後，歐盟GDP總量（12.28萬億美元）仍佔世界總量（83.84萬億）的14.65%，是全球前三大經濟體之一。歐洲聯合的歷史性進步，不僅使其自身實力和全球影響倍增，也使得外部世界與之打交道的維度、重心不得不發生改變。無論美國，還是中國，都先後從相對簡單的雙邊層次轉向更加複雜的多級層次來處理涉歐事務，並更加重視歐盟作為各成員國利益「整體性代表」的合法地位。

儘管如此，歐盟「這個多國的、多層的、變化中的、時分時合的政治行為體」，仍較於主權國家而言顯得很難捉摸，其交替使用雙邊主義和多邊主義的行為方式和令人眼花繚亂的協商決策規則，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外部世界仍然是不小的挑戰。①首先，歐盟是通過法律約定建立起來的特殊聯合體，它既非民族國家，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國際組織，而是通過制度性合作網絡實現部分主權共享和一致行動的超級力量，其決策權力由聯盟機構、成員國政府、社會組織、企業、專業機構分享。通俗地說，儘管「把蛋糕做大了才會有更多的刀叉」，但「七嘴八舌」的參與也讓做大和分配蛋糕的過程過於複雜，甚至令放棄蛋糕的過程也變得超級繁瑣。從全民公投到正式「脫歐」的4年中，英國舉行過兩次大選，換了3任首相，與歐盟進行的談判難以計數。在2020年1月「脫歐」之後，英歐還就雙方「分手費」進行線下和線上談判就達10輪以上。由此可見，歐盟的超大超強來自其聚合性，它得之不易，棄之亦難，獨成一統，別具「韌性」，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或任何政體都難見的「後現代政治奇葩」。其次，歐盟內部成員國關係存在「原則上平等」和「事實上層級化」的悖論。法、德兩家因其規模、實力和歷史性地位，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一直起著核心作用。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後，歐洲經濟受到嚴重衝擊。為此，歐盟召開緊急峰會並出台史上最大規模的救助計劃，總額達7900億歐元。然而，這一成果是經過為期4天艱苦磋商才取得的。其間，「節儉四國」荷蘭、奧地利、瑞典、丹麥反對向亟待救助但債務高企的南歐國家直接撥款，波蘭、匈牙利等中東歐國家則主張無條件分享復甦基金，反對將其與本國法治實踐掛鈎。經過德、法兩國分頭說服後，各方才達成妥協。②這個案例不僅再度證實「多速歐洲」必然派生「多元歐盟」的邏輯依舊成立，也揭示出各國在聯盟層面為切身利益激烈博弈的現實圖景。當然，每一次挫折和危機最終都會將歐洲聯合進程推進一步，大國、強國因其關鍵性貢獻而尊享戰略性紅利，小國、弱國也通過討價還價伸張其相應權益。③再次，正是由於上述多源和多樣的動力輸入，歐盟對外政策的出台過程也必然呈現高度複合及相應遲滯等特色，它一方面會導致歐盟對內外危機（如2008年以來全球金融危機以及歐債危機、疫情危機）的反應和管理顯得力不從心，另一方面還會因外部的撬動作用加劇成員國分散行事，削弱其「一致對外」的政治意志。從本世紀初圍繞美國發動對伊拉克戰爭，到中東難民逃歐危機，歐盟一再被撕裂為「新」「老」兩個歐洲，其內部認知鴻溝、制度缺陷在外部衝擊下暴露無遺。④

簡而言之，歐盟本身是一個複雜力量的集合體，它通過成員間協商，以制度建設為途徑規範和整合各方利益、觀念意識、行動能力。在這個「仍在路上」的建構過程中，各方之間的差異性帶來多重政治博弈，衹有用超級繁複的遊戲規則來體現權利與義務之間的平衡，這也造成歐盟權威性、生命力存乎於自身的不穩定性當中。面對當前中歐關係出現的複雜、多變現象，我們必須「由表及裡」地看待事態發生的機理，深入理解和準確把握歐盟的特性，以超常的耐心和高超的能力去作出回應。

第一，要冷靜地對待歐盟關於中國的新定位。2020年9月，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歐洲議會發表年度咨文，稱中國為「談判夥伴、經濟競爭者和系統性對手」，這一表態反映了歐盟對華認知的重要轉變。客觀而言，中國的整體實力持續走強，成為世界經濟復甦和新產業革命的主要推手，在某些應用技術、新興產業領域的競爭位勢發生顯著變化，已經形成與西方發達國家「並跑」甚至「錯肩領跑」的身姿。⑤歐方這樣貼標簽，是在一定程度上正視中國的強者地位，我們既不必「心驚肉跳」，也不必「沾沾自喜」。歐方拋出的三頂帽子雖有「過譽」之嫌，卻有提示我們及時調整和適應與其相處「新常態」的好處。為了與我展開全面競爭，歐方會加快提升其市場體系、法律體系、安全體系的一體化程度，同樣在「堵漏洞」「補短板」上下功夫，特別是在多邊、雙邊和全球層面對華「定規矩」「講原則」。當然，歐方提出「談判夥伴」這一定位也明確規定了與我博弈的限度，是通過談判來達到「鬥而不破」的結果，衹不過經驗老道的歐洲人更為難纏。

第二，要冷靜地看待歐盟的「兩面三刀」。以上談及歐盟內部利益競爭原理及其對外交影響，無一不會體現在其對華關係的動態調整過程中。近年來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合作成績斐然，匈（牙利）塞（爾維亞）鐵路、（希臘）比利埃夫斯港等一批基礎設施旗艦項目為該地區發展助力引航。⑥在新冠疫情爆發的情況下，中歐班列開行超萬列，抵達歐洲21個國家、92個城市，運送貨物90餘萬標箱，同比增加54%，為穩定中歐之間供應鏈和雙方貨物貿易逆勢上揚發揮了關鍵作用。⑦儘管這些互利共贏的結果對改善相關國家發展水平和抗疫鬥爭作出顯著貢獻，但歐盟卻並不領情，反而多次質疑中國的合作動機，並加大幹預力度，用各種藉口加以排拒。有些參與「17+1」合作的國家還搞「兩面下注」，分別向中方和歐盟增加訴求，甚至藉機向無關的第三方獻出「投名狀」。⑧對此，我們要理性看待和適應。歐盟本身及其他合作網絡實屬利益交換平台，各方經常性打破平衡是為了博取更多的實惠，這既是歐洲發展現實所決定的，也是中國對歐合作深入發展和變化的必然產物。衹有對此保持寬諒之心，才能擺脫暫時的困難和干擾，在對歐合作問題上保持定力和韌性。

第三，要妥善處理「和」與「鬥」的關係。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與西方世界的關係發生了轉變。「和」的方面說得多了，再談「鬥」就顯得有些扎眼。其實，沒有矛盾，任何事物就會停止運動，有矛盾就有鬥爭，這是不依人們良好願望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鬥爭從來沒有停止或消失過，衹不過現在雙方擺在檯面上的「鬥」多起來。問題在於中歐之間的鬥爭究竟屬於怎樣性質？鬥爭的目的是什麼？在筆者看來，中歐之間沒有直接的地緣政治矛盾和安全衝突，相反還具有維護世界和平、反對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維護聯合國等現存多邊國際秩序等共同目標，需要彼此藉重，遙相呼應。中國始終堅持「支持一個團結、聯合和穩定的歐洲」立場，歐方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也是與中方認知、立場交集最多的一家。近來中歐之爭一面有所顯現，最主要的原因是歐洲人對華心態發生了變化，他們不僅表示要「告別幼稚」，還錯誤地轉向對華政治圍攻，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中方採取的反制措施不僅展示鮮明的立場和鬥爭決心，同時也是為維護中歐關係大局而「糾偏」的正常舉動。中歐關係的內涵很豐富，共生利益強大，意識形態和制度差異不應也不會成為雙方互動的主流，而「以鬥求和」將是二者最終的理性選項。

二、中歐關係與世界大勢

在歷史和現實中，任何國家、行為體之間的聯繫，都是在相互瞭解、判斷和作用中來完成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時代背景不僅加劇了中、歐的憂患意識，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歐關係中競爭的一面。同時，未來全球發展的大趨勢也必然對它作出限定和制約，使之沿着「競爭性依存」和「動態性再平衡」的方向演進而不致「脫軌」。

首先，隨着第四次工業革命撲面而來，各國特別是超大型經濟體紛紛加大在前沿性技術和新興產業領域的投入和競爭，在人工智能、大數據與區塊鏈、量子計算與通信、生物技術、新能源利用等戰略制高點上展開異常激烈的爭奪，未來全球經濟形態、產業鏈布局以及人類生活樣式將持續發生重大變革。同時，這些技術的跨社會應用及其應用市場的擴散必然對全球治理體系提出「去中心化」要求，國家、區域合作機制乃至歐盟這樣的超國家行為體都必須對「求發展和保安全」的歷史性命題作出恰當的回應。⑨在「數據為王」的智能化時代，美國憑藉谷歌、亞馬遜、臉書、字母等一批數據業務超級企業占據霸主地位，中國通過海量數據和巨大的應用市場培育競爭優勢，成為全球人工智能專利申請第一、企業數量第二的新興科技大國。相較之下，歐盟及其成員國囿於其制度文化和法律限制，未能形成相應的產業集群和內部大市場。然而，這未必意味着歐洲人將在數據化競爭中完全敗陣。歐盟正在開啟數條戰線的反擊，一是加強數字經濟監管，在全球率先推出《數字服務法》和《數字市場法》，以奪回其「數字主權」並影響全球數字市場規則與治理；二是即將起徵「數字稅」減少對外國公司的數據依賴，保護自身的數據安全；三是與具有超大應用場景優勢的中國建立務實合作關係，以回應歐洲中小企業智能化創新的需求。⑩與此同時，歐盟新近出台的「綠色新政」大致勾勒出以氫能發展為突破口，形成全球前沿技術「第三極」的構想，並計劃為此持續投資4700億歐元。相對於美（頁岩氣產業為主的能源獨立）、中（化石能源仍然佔比75.6%），以德、法為主的歐洲清潔能源戰略將着眼航空、交通、製造業的「去碳化」轉型，奮力打造氫燃料製成、運輸、儲存的全產業鏈生態，以其深廣的應用性引領全球新一輪綠色能源發展和實現碳中和目標的競賽。⑪由此可見，無論是對全球治理規則和標準的影響力，還是就潛在技術創新實力而言，歐盟都是不可忽略的強大競爭者。它不僅會給中國帶來外在壓力，同時也是重要的合作夥伴和追趕對象。

其次，全球秩序和力量格局發生重大變動，多重「失序」危機催生新制度、新規則。從全球範圍看，西方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不斷縮小，後者的經濟總量在全世界所佔比重接近40%，在聯合國等各類國際機制中參與度、話語權得到顯著提升。隨着G20、「金磚+」、東盟、非盟、上海合作組織、亞投行等新型多邊合作機制的興起，南南合作、南北合作的內涵、動力、功能和影響得到更新和增強。「一帶一路」國際合作使得一大批欠發展的內陸國家發生「陸海聯通」、「陸海統籌」的轉向，正在改變世界海權結構和經濟地理邏輯，「海權至勝」的傳統觀念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⑫在這些顯著變化背後存在的是兩大秩序變遷趨勢：一是全球發展出現「自西向東」的權勢位移。2020年，中國GDP總量首次突破100萬億人民幣（按匯率現價折算約為15萬億美元）大關，分別為美國和世界經濟總量的70%和16%以上。受中國持續增長的帶動，亞太地區技術創新、產能、人口結構、社會穩定、消費市場等多重潛力得到不斷釋放，經濟增長勢頭強勁，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2/3。⑬二是現有全球治理體系滯後和失效，各類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安全危機直接衝擊和削弱西方主導國際秩序的信心和能力。生態和氣候災害、大規模傳染性疾病、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移民難民等全球性治理難題，不僅超出任何國家獨自承受和處理的限度，也激發各國搶占國際體系和規則改革先機的意識和行動。⑭

在國際治理體系創新進程中，中國和歐盟在其中均扮演着重要責任方、參與者，同時也是競爭主體、合作夥伴等多重角色。二者對於建立更加均衡、平等、包容的國際新秩序的要求既有相通之處，也存在深層分歧。歐洲既對美國「唯我獨尊」、在重大利益上侵害歐洲、繼續凌駕和控制歐洲十分不滿，希望擴大自身的戰略空間和獨立地位，利用多邊主義框架抵消單邊主義和強權政治。同時，歐洲人又對世界發展「東升西降」和中國全面興盛的態勢心有不甘，力圖以規則為武器加以限制和延緩，維護其主導性地位。歐洲的兩面性、搖擺性的根源，一方面在於其實力地位和時空條件持續演變至今，同時具有戰後國際秩序受益者和受損者的「雙重角色」。當美國將戰略競爭的重心轉向亞太地區之後，歐洲的「受損」感和不安全感大為增加。另一方面，歐洲畢竟屬於全球發展水平最高的地區。經過數次擴張和增容，歐盟已是市場、法律、對外行動一體化程度較高的國際大玩家。無論是基於現實，還是着眼未來，歐洲都不會放棄由近（周邊）至遠（亞非拉地區）影響和改造世界的野心，特別是不會輕易放棄其既有的國際制度紅利和對未來秩序的規制權。總體而言，中歐作為當今世界的兩大戰略力量，對於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引導和塑造的權重雖有增加，但相較於霸權國家而言仍有不同，因而衹有繼續依賴協同、合作的路徑，二者才能更好地維護各自的發展利益、安全權益，盡到應有的國際責任。

再次，延續和平發展大趨勢是國際社會普遍訴求，也是中國和歐盟最大的利益公約數。世界歷史表明，在秩序變革與轉換關鍵時期最容易發生系統性危機乃至大規模戰爭。當前全球發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有增無減，大國關係進入關鍵轉型時期，在失衡一再加劇的情況下存在較高的失控風險。與此同時，數字經濟、智能化產業的興起無疑會加快全球價值鏈、供應鏈的「去中心化」趨勢，信息革命和大眾政治持續延伸也進一步推動全球治理和國際安全機制向「扁平化」方向轉變，這些大變化不僅意味發展、安全進程的參與者、行為體更廣泛，而且導致垂直分佈的國際權力結構加速解體，「去霸權」「去西方中心」成為時代性特徵。亞投行、CPTPP等一批新型區域開放框架都在沒有美國參與情況下確立起來，巴黎氣變協定所代表的多邊制度規範對霸權制約、反塑造效應也更加顯著。在此背景下，中國和歐洲的國際戰略空間不是壓縮了，而是可以獲取更多的戰略自主機遇，雙方可以通過調適各自立場和協同行動，增加對全球事務的共同影響，達到「1+1大於2」的成效。在全球發展和安全的十字路口，中國、歐洲兩家不犯糊塗，搞團結不搞分裂，對世界保持和平與發展的走勢會起到「穩定器」的作用，這也應該成為強化中歐戰略共識的根本前提。

三、歐美矛盾與中歐關係

歐美之間具有廣泛而深厚的經濟社會聯繫，居於中心的是雙方共同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念。在戰後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之下，美歐結成以G7、北約等機制化安排為標誌的緊密的跨大西洋聯盟關係，美國在經濟、安全以及在社會層面對歐保持控制權和影響力。蘇聯解體後，以歐美關係為核心的西方世界持續主導後冷戰時期的國際秩序，其政策一致性和對外擴張性達到高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及近期新技術革命和經濟全球化退潮同時發生，西方大國之間利益結構持續調整，導致歐美競爭加劇，矛盾增多。即便是白宮易主，拜登政府力圖聯歐制華、壓俄，但歐美關係也如同中美關係一樣無法回到過去，歐洲在追隨美國的問題上必然是有選擇性的，步調不一致的。

國際政治說到底不是由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來決定的。影響未來歐美對華政策一致性的基本因素有三：第一，歐美關係難以得到全面恢復，涉及近年來雙方圍繞貿易政策、碳關稅和數字稅、歐元地位、防務費用分攤、氣候變化、產業競爭、世貿組織改革以及履行伊（朗）核協議、「北溪二號」天然氣合作項目等一系列問題存在的分歧，也涉及到美國疫情與對歐疫苗合作、內政危機、債務高企及美元信用體系潛在風險對歐洲「美國觀」帶來的深刻衝擊。我們通常對中美、中歐之間戰略互信水平十分在意，而忽視歐美之間戰略互信已經發生的深刻變動。經過特朗普時期的「全面試錯」，歐洲人既看到「美國優先」是霸權落體運動狀態下必然邏輯及其危害性本質，也看到中國在美國全面打壓下屹立未倒的基本事實。儘管拜登調整了對歐工作的調門和手法，有遠見有理性的歐洲政治家仍會認識到美國聯歐的本質仍然是維持其自身利益，中美對抗甚至陷入「新冷戰」必然帶來對歐發展的嚴重損害。日前，德國總理默克爾明確表示，在對華政策上「我們與美國有着共同的價值基礎，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有各自的利益」，這不僅是經濟利益問題，更關乎歐洲主權。

第二，歐盟確定的「戰略自主」對外關係總方針，在本質上就是和美國「鬧獨立」。不在中、美之間完全「選邊站隊」，既符合歐盟維護自身「獨立、統一」的基本價值，也有利於扭轉它在中美之間相對弱勢和被動地位。一是「戰略自主」要求改變美歐之間的「主僕關係」。沒有了這種不平等關係，美國的「單極」霸權將更快衰落。美歐之間這種「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是長期的，但近年來更加突出。法國總統馬克龍公開表示「北約已經『腦死亡』」，主張建立歐盟獨立的防務力量，體現出歐方強烈的自主意識；二是歐洲聯合就是「折衷主義」產物，這一機會主義歷史傳統延續至今。在處理中美戰略競爭的問題上，歐盟成員國的共同目標是探索「第三條道路」，在中美之間充當調解者。長期而言，這種既避免與大國直接衝突，又可以在二者博弈中搭便車、撈好處的選項最為符合歐洲利益。具體觀察歐盟成員國的立場可以發現，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和意大利傾向於用好其歷史人脈和地理位勢，在中美之間發揮溝通橋梁的角色，匈牙利藉打「兩手牌」以抗衡法德的支配，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和斯洛伐克等國則採取待價而沽、伺機尋租的靈活立場。德、法等大國非常看重對華經濟合作關係，不會為追隨美國而犧牲其重大實利。因此，歐盟尋求「戰略自主」與美國聯歐制華訴求之間存在的長期張力，將遠大於中國給歐洲帶來的壓力。歐洲的機會主義策略也必然導致歐美在對華行動上難以同步，令「華盛頓越發失去耐心」。

第三，歐美關係並非是「單行道」，歐方立場也對美國有着一定程度的「反向塑造作用」。儘管特朗普揮舞大棒壓歐反華，但布魯塞爾每每與華盛頓拉開距離。拜登的對華政策基調明顯受到歐盟對華戰略定位的影響，美國改在「對抗、對話、合作」三個維度同中國打交道。在近日出席西方7國外長會晤前，國務卿布林肯對歐洲媒體作出美國不尋求對華「新冷戰」，不迫使盟國「選邊站隊」等表態，被外界普遍認為「這是為修復與盟國關係作出的妥協」，美國在遏制中國的總體目標下必須照顧歐盟的切身利益，若一味施壓衹能適得其反。隨着中歐務實合作溢出效應的擴大，受惠方更多，制約歐盟完全倒向美國的因素也會增加。4月19日，歐盟原計劃通過一項涉港問題的對華政策聲明，但在最後時刻由於匈牙利反對而未能獲得一致通過。匈牙利的立場則是受中匈在「一帶一路」和「17+1」框架下務實合作，特別是在2020年雙方共同抗疫結下深厚情誼的影響。

四、結語

一個世紀以前，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因派遣10萬多勞工協助協約國參戰而躋身戰勝國之列，卻未能改變「被外人輕視、踐踏」的命運。《凡爾賽條約》竟然將戰敗的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劃歸日本，這一事件不僅直接引發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五四」愛國運動，而且也為此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提供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和社會條件。100年來，中國人民艱苦卓絕，不懈奮鬥，終於走出一條在先進政黨領導下掌握自己命運、符合自身特點的民族發展道路，不斷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國的興盛必然有力地推動世界經濟與政治多極化的歷史性變遷，同時也自然會引發西方強國的高度警覺並轉向對抗性競爭。如同體育比賽，原本一群高手或不在意弱者參與。一旦弱者屢屢創造「黑馬」效應，就會引起高手的焦慮。他們或者聯手指責「黑馬」犯規，或者要求修改規則。然而，經濟全球化所既成的各國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依存關係終究不允許「取消賽事」，這是由國際關係最重要的底層邏輯——經濟關係所決定的，也是從宏觀上把握中歐關係、中美關係、美歐關係等一切關係時好時壞，波譎雲詭，最終回歸理性的基本依據。

中歐關係當然不是完全的經濟利益關係，意識形態差異和制度競爭始終存在，這一因素與歐盟內外關係結構的超級複雜性混合起來，會不時造成新的關係障礙和不快的觀感。不過，無論壓力多大，衹要我們從戰略上確立經略中歐關係的主導思想，就可以扛過風雨，迎接彩虹：

——藉助外部壓力推動自身改革和凝聚內部團結共識。畢竟我們是依循「改變自己才能影響世界」這條路徑走到今天的。對於來自歐盟乃至西方的挑戰、壓力，我們必須保持開放心態，專心致志地超差距、補短板，在後疫情時代把自己的事情辦得更好，用更大的實力和更好的優勢回應外部挑戰。

——冷靜回應來自歐美的輿論壓力。要細分對象和語義、事態輕重緩急、影響遠近之間的差別，不必盲目出擊，避免掉入主謀者預設的陷阱。如同眾多體育運動的基本要領是「重心下沉」一樣，即便是高個子、大塊頭的運動員，衹要有意識地放低身段，就能保持良好的機動、爆發能力。

——適時調整中歐關係定位。作為新興大國，我們既要不忘歷史，也不可背着歷史記憶的包袱放不下來。對於歐、美，看清二者之間差別和競爭的一面可能比看到其同質性更重要。美國在主觀上仍想逞霸道，但早已失去對世界的控制，更無法隨心所欲地支配和影響中歐關係、美歐關係。正因如此，中歐關係對中美關係的從屬性地位應該適時得到調整，以利於我們在中美歐三邊關係中處於更為主動有利的地位。

 

注釋：

①周弘、吳白乙主編：《共性與差異：中歐夥伴關係評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頁。

②謝飛：《歐盟艱難達成「復甦基金」協議》。《中國經濟網》2020年7月23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2959877917693527&wfr=spider&for=pc；劉明禮：《「復甦基金」給歐洲帶來曙光？》。原載《環球》2020年第26期，轉自《新華網》2020年12月30日。http://www.xinhuanet.com/globe/2020-12/30/c_139607221.htm

③周弘、吳白乙主編：《共性與差異：中歐夥伴關係評析》，第49-50頁。

④孔田平：《新歐洲與老歐洲裂痕再現》，《世界知識》2015年第22期。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1116/00/27494174_513556042.shtml

⑤丁純、強皓凡：《中歐產業差距變化及其經濟成因剖析——基於國際產業競爭視角》，《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第159-160頁。

⑥吳白乙、霍玉珍、劉作奎主編：《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進展與評估報告（2012—2020）》。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40頁。

⑦齊慧：《中歐班列何以逆勢增長？》，《經濟日報》2020年12月7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5373502078729967&wfr=spider&for=pc

⑧劉作奎：《大變局下的「」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國際問題研究》2020年第2期，第74-76頁。

⑨吳白乙、張一飛：《全球治理困境與國家「再現」的最終邏輯》，《學術月刊》2021年第1期，第89-90頁。

⑩閆德利：《歐盟數字稅的徵收理由、基本邏輯和真實動機》。《騰訊網》2021年1月8日。https://new.qq.com/rain/a/20210108A0CRFT00；《中歐數字領域高層對話舉行》。《人民日報》2020年9月11日，第3版。

⑪楊成玉：《歐盟加緊培育綠色「潛在競爭優勢」》。《環球》2021年第6期，第40-41頁。

⑫趙磊：《從世界格局與國際秩序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9年第3期，第116-117頁。

⑬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WorldEconomicOutlook--ManagingDivergentRecoveries,April2021.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NGDPD@WEO/OEMDC/ADVEC/WEOWORLD）

⑭盧靜：《「逆全球化」凸顯全球治理赤字》。《人民論壇》2018年7月20日。http://www.rmlt.com.cn/2018/0720/523642.shtml?bsh_bid=2577183408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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