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文鋒：香港可作中西道路之爭的橋頭堡

《覺醒年代》劇照

最近在看一套電視劇《覺醒年代》，談的是20年代初，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一代人在北大辦《新青年》雜誌的事情。那個年代北大除了提倡新文化外，也有一批復古派的學者如辜鴻銘、黃侃、劉師培等人與之抗衡。那個時代的學者，又或者是思潮的領導者，也已經覺醒到他們所面對的是一場道路之爭，而這一場鬥爭，將會影響整個中國的發展走向。

今天的香港，其實也面對著一場道路之爭。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因為英國自知在香港的時日無多，決意在政治上埋下炸彈，開始推展所謂的「民主化」。自此以後民主、人權、普選等關鍵詞就不斷透過英國的文宣進入香港人的日常生活，並且漸漸成為評判一個政體的唯一標準，凡歐美民主必定是正義，非歐美式的民主即獨裁，就是邪惡的政體，至於政體實行之後是否能符合當地的民情、歷史、文化，以及運作是否良好，帶來良政善治，反而受到忽視。

這種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一般的人受到媒體影響，而精英則是從學術精英一層開始。現時主要的學術期刊都是來自歐美，換言之刊出甚麼主題的文章往往是由他們去決定，如果社會科學及政治學的學術期刊內容都是圍繞歐美學者所關心的主題，那世界其他地方的學者為了升遷需要在這些期刊刊登文章，其研究範疇就只能跟著歐美潮流走了。因此變成政治學者和社會學者都在研究民主、自由、人權等等，慢慢地我們的學者就不自覺完全進入了他們的話語及論述系統，走不出來了。

本來百家爭鳴的學術界卻變得只餘下一個主要話語體系，那這個地方的發展道路就只餘下一條了。因為這些學者在研究或教學時，都只能從西方的話語體系出發，研究中國不是為了中國的發展，而僅僅是為了以中國作為例子去論證來自國外的理論。而當大學失去屬於自己國家的話語體系，在這家大學培育出來的學生，也就是未來社會各界別精英，也只會在這個體系中去批判自己的國家。如果這種情況出現在政界，即外國的話語體系成為政界領袖主要甚至唯一理解政治的理論，那這個國家或地方將來就只能跟著其他人走了。

這種情況有出現在香港嗎﹖是的。現時香港各大學政治系研究的都是西方的政治理論，民主化、人權、自由主義、選舉等等的這些理論及方向都是主流，要在一級的學術期刊發表論文，研究香港的學者只能從這些角度切入，而且都以歐美作為標準。因此所謂的學術研究，其實就是以歐美的「完美」標準去評判香港的不足，甚至是中國的不足。

這就有點像新文化運動之前，以古文的標準去評判白話文，肯定是認為白話文粗俗難登大雅之堂。如果中國文學的話語體系不改，即便白話文的文學如何改，甚至嘗試迎合古文的標準，也不可能成為古文理論下的良好範文。正如今天政治學中只有來自歐美的政治話語體系，即便中國的制度如何改變以迎合，在這個體系之下，都肯定達不到以西歐及北美政體為標準的要求。因此，正如當年陳獨秀、胡適及李大釗等人推廣新文化運動，中國亦要推展一場運動，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政治學話語體系，才有可能令到世界上更多人明白中國現時政治上的見解。

要推廣並建立這種話語體系，北京、上海及香港都有優勢，因為這三地都有大量的一級大學，聚集了政治學、社會學及國際關係的人才。其次是這三地都是國際大都會，能夠吸引到國際媒體及學者參與討論及交流，有助新的話語體系形成及傳播。而三者當中，香港亦因為過去有長期被英國管治的歷史，可以做到中西政治優劣比較的平台，在中國建立自己的政治話語體系有其歷史優勢。

在這個情況下，香港絕對有條件成為中西在政治發展上道路之爭的橋頭堡。要做好這個角色，大學中的年青學人，以及政界中的年青政治人才都應該要更積極配合，正如當年新文化當中，既有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從理論出發，也有如魯迅等人從文學作品作貢獻。我們需要年青學者在政治理論作創新，也需要年輕的政治人才在政治實踐中作出貢獻。百多年前新文化運動在當時的道路之爭勝出了，希望政治上的道路之爭，在百年後也以中國的政治理論勝出。

 

文章原刊於《紫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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