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融合發展 「一國兩制」的觀念革命
香港正在經歷歷史性的政治社會轉型，由嚴格西方化的「公民社會」轉向「愛國者治港」條件下的「愛國社會」。對社會主義中國的誤解、批判與抵制曾經長期成為香港民主運動的不竭動力，也是香港各式勢力和精英人物「勾結」外部勢力的道德理由。他們認為，只要反抗的是一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威權而專制的「中國」，任何無底線之言論和行為都可正當化。他們自認為是「民主世界」的一部分，並以顛覆性的政治迷思面對中國的體制和權力。
這種社會性的迷思，導致香港人始終未能建立一種真正切合「一國兩制」的民主觀念和政治倫理。而香港國安法與新選舉法，要清理的正是這些民主勢力及其思潮中的「顛覆性」成分，要重建的則是真正切合「一國兩制」的香港新民主秩序。而「北部都會區」作為新香港最大的概念股，正是新民主秩序確立後香港融合發展的最佳戰略框架和制度通道。
一夢難醒：「自治邊疆」的迷思
1997香港回歸，在民族主義的宏大慶典與喜氣氛圍下，香港社會卻內蘊著一種警惕和默契的「自治邊疆」意識，即將回歸後的香港理解和試圖建構為與中國大陸分別開來的高度自治甚至完全自治的體系。香港社會的這種潛意識來自於三個方面：其一，對「兩制」之別的意識形態理解和制度認同上的巨大鴻溝，客觀上造成無法溝通的心理分別，香港社會有顯著的文明和現代化意義上的優越感，習慣於背靠西方「俯視」歷史的「神州」；其二，港英政府通過長期殖民馴化尤其是「麥理浩十年」的懷柔治理，在香港社會人心與英國價值觀認同之間打下了「殖民史觀」的較強大社會基礎；其三，香港歷經「六七暴動」和麥理浩治理，逐步由「難民社會」轉型為「本土化社會」，「土生土長香港人」、「我愛香港」、「香港是家園」等本土性觀念及其文學、社會記憶和互助認同的本地傳統開始沉澱落實，構成香港回歸後走向「本土主義」的歷史社會基礎。
這些社會潛意識還受到了「一國兩制」政策話語中某些不嚴謹之說法的鼓勵和放大，比如「井水不犯河水」就是只講「兩制」而忽略「一國」，在香港社會造成長期的誤解和負面導向。即便在回歸後較長時段內，中央權力及其發展規劃也仍然戰戰兢兢，高度節制，悶聲發財，並高捧香港，而忽視甚至錯失有關制度建設與政策調整的良機。在那樣的氛圍中，「融合發展」不僅不可能被正式提出，更是一種政治觀念的禁忌，「一國兩制」被機械地理解為無條件維持香港的一切，不別良莠。
僵化不可能持久，而變化是必然的。直到2014年治港白皮書系統梳理回歸17年的「一國兩制」實踐得失並明確提出「全面管治權」法理概念，香港社會偏執化的本土觀念才得到當頭棒喝及艱難無比的精神轉型。但這種腦筋急轉彎式的觀念革命，對香港社會的集體心理與歷史觀造成極大的衝擊。2019年修例風波中青少年的黑暴迷狂，固然有本土教育誤導和外部煽動的因素，但與香港社會一步步被整合入更為緊密的國家戰略與體制範疇所帶來的長久衝擊波也是深有關聯的。
艱難回眸：回歸以來的政治衝突史
理解香港社會潛伏的「自治邊疆」意識，就能明白許多已經發生的衝突事件及其精神脈絡：
其一，1999年的「居港權案」與司法的反動。香港終審法院試圖以單方面的「違憲審查權」的自我主張和無節制擴展，為香港營構一種抗拒「人大釋法」等在內的中央管治權的司法防線。象徵意義上，這是香港司法精英對「一國」與「兩制」模糊性權力邊界的一次主動的且帶有極大冒犯性的「火力偵查」。
其二，2003年反對「23條立法」的政治大遊行。這是香港本土反對派的一次政治「會操」，演練的就是香港「公民社會」如何整齊一致反對具有「國家權力」意味的任何管制性立法，而且在價值觀上公然宣揚「國家安全」不被理解和認同，香港人的自由不能承受中國「國家安全」的義務和負擔，不為國家利益讓一分。
其三，2010年前後，香港本土主義思潮興起。由「香港本土論述組」相關跨界知識精英推出的本土主義年刊廣泛研究香港社會如何自我組織化及形成強固的反國家精神基礎。而陳雲的「香港城邦論」確確實實代表了香港社會很多精英人士的內心想法，即香港要做一個嚴格西方化的「自由城邦」，未必直接宣布獨立，但「自由城邦」代表文明高峰，野蠻的國家權力不能有任何染指。
其四，2012年反國教運動。這一事件中，不僅「國民教育教材」被封殺，有關參與者受懲戒，更有黃之鋒之類的「無知少年」在政治上快速冒起，引領香港青年本土主義的激進發展。而反對國民教育的深層含義在於，香港人拒絕成為中國「國民」，而必須堅持做「世界公民」，但後者不過是「殖民地臣民」在回歸語境下的轉義表述而已。不要「祖國」，繼續「流浪」，被等價於「自由」。
其五，2018年香港反對「一地兩檢」，暴露出香港「自治邊疆」意識的根深蒂固。「一地兩檢」是國家高鐵時代香港融入發展甚至參與「一帶一路」網路的基礎條件，也是重要的民生工程，但香港反對派包括法律界竟然全力反對，百般阻撓。他們以基本法上無依據為由加以抵制，真實理由是懼怕香港「自治邊疆」被打破，「自治空間」被國家權力強行「插入」，對代表國家執法權形象的「西九龍派出所」及其相關邊檢執法機構竟驚恐又仇視。該議題衝突最終借助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項決定的最高權威性而得到解決。
其六，2014非法佔中和2019修例風波的疊加，是「公民抗命」濫用和異化的結果。香港的優良治理世界聞名，法治是其規範和秩序的基石。「公民抗命」被輕率地引入香港的普選運動，從根基處破壞了香港法治的基礎性信仰和青年群體的守法倫理。並且，「公民抗命」在香港出現了嚴重的濫用和異化：一方面是轉義成了「違法達義」，本來違法是逼不得已且和平、輕微的非常手段，在香港演變成大規模違法甚至犯罪的無節制「核彈」，且其神聖性被不成比例地放大；另一方面，香港之「公民抗命」缺乏這一範式內置的非暴力嚴格條件和認罪成義的美德條件，淪落為機會主義之徒進行超限社會動員、青年群體煽動甚至鼓吹暴力恐怖主義的「靈符」。港獨的極限理想誘惑，以及「時代革命」的青年廣場激情，終於在修例風波中引爆了香港全面「顏色革命」與顛覆暴亂的「政治驚雷」。物極必反，香港不得不轉型。
北部都會區：融入發展的戰略槓桿
在國家重塑香港民主秩序的條件下，「一國兩制」迎來了下半場，香港政治從「普選迷思」和「港獨迷思」結構性轉向了賢能治理與融合發展。所謂融合發展，就是從「兩制」差異中尋求可歸入「一國」的共同基礎、共同利益和共同制度連接，進而塑造有機統一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與真正的命運共同體架構。香港唯有放下「西化心魔」而從容於新時代「一國兩制」融合發展，才有機會在民族復興進程中有角色，有作為，不掉隊，不迷失。2021施政報告及「北部都會區」是香港第一次正式走出「自治邊疆」迷思，以超出香港的思維規劃香港未來，以超出「兩制」行政區劃的戰略眼光積極主動尋求融合發展。這是「一國兩制」觀念史上的一次革命。
北部都會區是香港未來最大的「概念股」，一改香港社會沿襲許多年的「自治邊疆」保守性觀念，以面向內地的主動開放與融合發展作為指導原則。香港社會秘而不宣地奉行多年的「向北防禦，向西方靠攏」的精神法則和行為模式，在修例風波中已充分暴露並完全破產，政治能量耗盡而不得不面對國家權力正當進場的嚴酷改革環境。反中亂港勢力已經決定性出局，不僅無法進入立法會和其他權力架構，更無法在社會運動空間繼續呼風喚雨，也不能在香港本地繼續公然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完全自治」式的政治遊戲完全結束了。
融合發展是香港未來的生機與希望，但需要正確而辯證地理解：其一，融合發展的首要內涵是「一國」對「兩制」的正當整合，是「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與命運共同體架構的規範塑造；其二，融合發展是「一國兩制」範疇全球化維度的增量發展，香港更好融入國家體系才能與國家共同走向21世紀的新全球化空間；其三，香港的最大生機與優勢即在於作為西方全球化體系與中式全球化體系良性互動與和平發展的最佳平台，兩邊都是全球化因素，世界體系將更加公平和可持續，香港也將真正站立到廿一世紀全球化完整體系的黃金樞紐方位。而北部都會區將在香港經濟地理空間重構、政治身份認同塑造、國家歸屬感確立及新的全球化觀念的建構方面起到決定性的打破僵局和方向引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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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AM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