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慶成：田飛龍失言風波

 

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除了觸發香港建制派和民主派支持者不時在街頭爆發肢體衝突，雙方在輿論陣地也出現前所未有的激烈交鋒。身兼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過去兩年由於勇於發聲，逐漸受到港人關注和北京當局重用。

然而，這位建制派的「戰狼」學者近日卻在香港社會引起頗大爭議。事緣香港將於下月19日舉行新一屆立法會選舉，田飛龍日前在港媒撰文，聲言香港立法會選舉投票率不應該只衡量地區直選，也要覆蓋功能和選委會兩大界別，屆時「總和投票率」有可能超過四成云云。

田飛龍的文章見報後，隨即在香港網絡上惹來一股鋪天蓋地的嘲笑。除了泛民，建制派一些頭面政治人物連日來也先後開腔批評他歪理連篇，如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直斥田飛龍的建議涉嫌「誇大」投票率。行政會議成員葉國謙更不點名批評田飛龍「差不多去到無聊（點）」。

事實上，北京今年在香港實施新的選舉制度後，外界普遍認定本屆立法會投票率將會極低。田飛龍在此之際突然提議改變投票率的計算方法，顯然是有意為當局「提高」投票率出謀獻策。但客觀上，他的言論反而「幫倒忙」，予人覺得北京為了投票率，不惜採取任何手段。

近些年來，全球信息爆炸，人與人、人與信息的接觸，更多通過媒介來實現，這種連接性前所未有地凸顯媒介的作用。香港作為國際化大都市，大部分民眾面對紛紜的新聞資訊時，往往依靠一眾學者和時事評論員「指點迷津」。這個群體多年來一直對香港社會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

在輿論界這場話語權爭奪戰中，香港作為前英國殖民地，長期受到西方價值觀的影響，親西方的學者和時事評論員很輕易就能佔據主導角色，社會影響力甚廣，間接造成了前年反修例運動的暴發及壯大。

《香港國安法》去年生效後，泛民學者和網絡紅人一一噤聲。他們的「出局」，也為建制派在輿論界上位創造了有利條件。一批建制派KOL（Key Opinion Leader，即關鍵意見領袖）以至中國大陸的香港問題研究學者，在過去一年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但從過去大半年的表現來看，建制派KOL們雖然積極發聲，在社交網絡或媒體上「傳播正能量」，可效果並不如預期中理想，反而不時鬧出笑話。

一個原因是，大眾由於受自身知識水平的限制，很多時候不能客觀地分析問題，需要學者為他們理性分析和判斷問題。換言之，專業性是從事時事評論工作最基本的素質要求。但近年冒起的建制派輿論大V的論述水平，遠遠不如泛民。

比方說，以往泛民學者談及某些社會問題時，往往能夠簡單幾句話就把問題說透；而近年冒起的建制派KOL，由於缺乏一定的專業或學術背景，只能基於自身經驗的主觀判斷，另一邊廂又喜歡出風頭，結果很容易出事。

我就有過一個印象很深刻的親身經歷：有一位建制派KOL經常在網上宣揚中國好故事。在一次訪問中，我認真地問他，既然你說中國好，那你能具體說說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分別嗎？該名KOL頓時語塞。這就是建制派輿論大V論述水平欠佳一個很好的例子。

如果說，知識水平可以通過自身努力而持續提升，香港建制派KOL最大的弱點，或許是和政府走得太近。本來，任何人只要講道理和講真話，都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場。但香港不少新興的建制派KOL似乎只喜歡「揣摩上意」，樂於成為國家解釋其行為的「工具」，而不顧一些事實的真相，無法在社會上建立公信力。

以田飛龍為例，按照正常人的想法，投票率是指參與投票的選民人數占選民總人數的比率。可他偏偏異想天開，提出另一個古怪的計算方法，難免令人覺得他為了討好政府，已淪為政府公共政策的「工具」。

已經倒閉的香港《蘋果日報》，多年前的風月版有兩名專欄作者，一個叫肥龍，以介紹尋歡好去處聞名。田飛龍以往曾被港人戲稱為「肥龍」，當中不無調侃之意。早些日子，田飛龍因炮轟香港愛國陣營中有「忠誠廢物」而爆紅。近來不少港人都笑說，用「忠誠廢物」一詞形容田飛龍本人似乎更加貼切。

無論如何，田飛龍此次失言，正好再次警示香港一眾建制派KOL，凡事都要深思熟慮，尤其是面對社交媒體泛濫，一定要保持冷靜的心態，切勿急躁和自大，否則很容易淪為笑話。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