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聚嶺南》：再思零工經濟、數碼平台及平台工人的關係

 

作者：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助理教授歐陽達初

早前發生的外賣平台罷工，算是非一般的勞資糾紛，更反映了在經濟數碼化、平台化的趨勢下，工人在勞工市場處境的轉變。一方面，演算法及手機應用程式的普及，將更自動化交易、隨選服務變得可能，為零工經濟創造了技術條件；另一方面，部份工人對工作與生活，抱持有更多元的想像及期望，不滿足過於單一的職涯發展。不過，從罷工事件可見，如果簡單地認為平台經濟可為工人帶來更大的自由和選擇，恐怕只是空中樓閣。

零工經濟或平台工作的分類眾多，其中一種是基於工作的技術及收入的層級，大致將平台勞工分成兩類：較專業的創意及文化工種，透過平台作中介找尋服務需求者及提供者，例如設計及表演藝術；另一類屬較一般的技術，涉及較多重覆工序的工種，例如家居清潔、外賣及的士服務等。根據筆者最近的研究，前者一般對平台的依賴較少，收入選擇較多元化，較接近對所謂「斜槓青年」想像。但他們的收入亦面對不穩定性，碎片式的職業發展，只是在工作過程中，較有機會控制自己的部份時間，較能投入於自己感興趣的行業。

至於後者，其進入的門檻很低，個別的平均單價亦可能較同行高。可是這類工人在數碼勞動市場中，面對的競爭可說沒有時空的限制。撇除部份只需額外兼職收入的工人，整體來說他們可工作的平台選擇較少，易受制於買方壟斷式的操作，讓平台可單方面更改勞動條件，需要「加辛」才能避免減薪，更遑論演算法對工作的監控。這導致不少從事外賣運送的工人，需要工作更長或在運送過程中加速，以彌補可能失去的收入，增加遇上意外受傷的風險。因此屬「炒散」的工人不但收入不穩，平台亦將營商成本轉移至工人身上。

當然，有論者或會質疑若平台工作一無可取，為何成為平台工人的數目看似有增無減(目前並無可靠的正式統計)。疫情帶來的機會，包括在家工作及與食肆相關的公共衛生措施，自然刺激了外送平台的需求。但不能忽視的是零工經濟和平台工作是鑲嵌於不同地方的社會制度之中，例如勞工法例、社會福利及行業規範等。香港的工會不但力量較弱、亦缺乏具代表性的談判制度；目前的勞法管制，對真自僱及「被」自僱工人的保障極少。這都為平台工作構成極佳的土壤；對強積金的不信任亦可能增加了從事平台工作的誘因。

筆者認為核心問題不在於「平台工作是否好的生計選擇」，因為這涉及工人對工作、收入及時間不同的觀感和取向；問題在於「在甚麼條件下可以令平台工作變成一項真選擇」，這促使我們重新思考政府在零工經濟的角色。觀乎近年其他國家處理零散工作的經驗，政府其實有不少介入的地方，例如中央補償或對非傳統僱傭關係的監管及保障等。因此當我們討論到零工經濟時，其實不只是工人與平台的角力，更涉及政府如何平衡工人與平台企業的權力，以維護大眾的利益。明顯地，當前不同地區的平台企業，大都可行使僱主的權力而不需負上僱主的責任。面對不斷擴張的數碼經濟，如何避免打擊創業空間而又能保障工人，將是整個社會需要取得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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