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錦輝：善用「代理人」追蹤源頭 減控疫困難

 

近日Omicron新冠變種病毒全球肆虐，疫情浪潮席捲香港。過年前一名國泰航空的空中服務員違反家居檢疫禁令，與家人到又一城望月樓用膳而散播病毒，至今傳染多人，包括其父親甚至其他食客；被感染者之後亦各自有社交活動，行山、宴會、出外食飯等，結果將病毒進一步擴散，牽連甚廣。該名空中服務員的行為非常自私、不負責任，遭全城強烈譴責。

政府有關當局很清楚，盡快切斷傳播鏈是唯一防止疫情蔓延的方法，因此用盡所有辦法，尋找當天與空中服務員同時間在望月樓用膳的人，最後透過追蹤酒樓的信用卡、八達通等結帳紀錄，在一星期之內成功地與所有食客聯絡，要求他們進行檢測。

安心出行程式 無助望月樓「尋人」

有業界人士對政府的「人肉搜尋」行動議論紛紛，不少認為「尋人」過程勞師動眾，而且費時失事，花上了一周時間之多，效率極低，絕非今天數碼世代可接受；更有些網民批評，「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對「尋人」任務作用有限，形同虛設。

以上批評針對「安心出行」程式沒設追蹤功能：用家在食肆或其他地方掃描二維碼，其紀錄不會上載到政府數據中心，只留在用家的手機內，若用家去過的某一個地方曾經出現過疑似確診者，便會透過手機的自動查詢程式，得悉自己要進行檢測；然而，用家前去檢測與否全屬自願性質，政府並無法強制。

正因如此，政府行動經常出現漏網之魚，大大窒礙防疫抗疫進程，且看近日望月樓、生日派對等事件便是明顯例子。更值得一提的是，這做法與內地「健康碼」做法並不一致，而這差異正是香港與內地在「不檢疫通關」談判中出現的主要障礙之一。

防疫屬當務之急 應特事特辦

考慮到部分市民的要求、以及個人私隱條例，政府在「安心出行」程式設計上堅持採用資料不外傳的做法，表面上合理合法，然而現實中面對危急突發事件時，政府應該「特事特辦」，而防疫抗疫是全港當務之急，因此十分具必要性，而望月樓事件正正反映出這做法效果不彰。

有業界人士建議「安心出行」程式採用實名制，但這做法亦於事無補，因為程式只有單向通知功能，政府無法從它知道用家行蹤，那麼政府又怎可能獲得用家的實名呢？

以望月樓群組而言，政府無辦法透過「安心出行」程式，立刻找出所有當時的食客，因此有關部門還是需要利用其他途徑（如八達通紀錄）追蹤相關緊密接觸者。既然最終也是要進行用家追蹤，那政府為甚麼不考慮直接把此功能包含在「安心出行」及「港安碼」系統之內呢？

其實市民最擔心的，是自身行蹤被政府掌握，所以反對「安心出行」上載用家行蹤紀錄資料；另一方面，把資料儲存在手機上，除非用家自願提供，否則政府很難徹底找出相關接觸者，影響防疫抗疫工作。

在這兩難的情況之下，有業界人士曾建議政府直接採用八達通，強制食肆及其他地方要求客人光顧時先拍卡，此舉便可以把其行蹤記錄下來，方便政府日後有需要時進行追蹤；不過，此方案需要用家實名登記，但當前並非所有市民都持有實名八達通卡。

商戶「拍卡器」儲資料 加快追蹤

有見及此，筆者建議另外一種「代理人」（Proxy）追蹤方案：政府可以要求食肆及商戶裝設可記錄顧客資料的「拍卡器」，系統可以同時間把顧客「安心出行」程式資料保存在其手機及店內「拍卡器」，如此市民既不用擔心個人行蹤資料直接轉交政府，政府亦可以透過商戶更快取得接觸者資料。

切斷傳播鏈必須從源頭做起，以望月樓群組為例，政府應該強制該名空中服務員外出，例如把他送到竹蒿灣強制檢疫，不要把責任交給國泰航空。若政府果真如此處理，被送到竹蒿灣強檢的人數就不會多達百人以上。政府既然可以果斷地勒令把所有密切接觸者送入隔離營，為甚麼不能果斷地一開始出現初步確診個案時，便嚴厲地監控源頭播毒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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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