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慶成：港府解散公屋互委會的考量

 

正當Omicron毒株在香港社區急速擴散之際，逾30名政府高官和立法會議員月初竟然涉嫌罔顧限聚規定，出席港區人大代表洪為民的生日派對，在政壇引起了巨大的震動。連日來，香港社會持續高度關注該起「生日宴事件」餘波，忽略了特區政府另一項大動作——解散互助委員會。

事緣港府日前宣布，隨着社會的發展，主要設於公共屋邨、有近50年歷史的互委會的角色日漸式微，數目在近15年間減少了近一半，因此決定分階段取消全港各區逾1600個互委會，最早一批互委會將於今年7月1日前解散。

首批解散的互委會近來已陸續收到民政事務總署寄出的信件，提醒現屆執委會的任期將維持至解散為止，其間將不再舉行執委會選舉。在經費津貼方面，互委會仍可以就今年3月31日或之前的開支申請經費津貼，但之後的開支將不獲發還。

回顧上世紀70年代，香港罪案猖獗及衛生惡劣，港英政府遂於1973年開始在住宅大廈組織並成立互助委員會，鼓勵居民自組糾察隊，組織男丁持棍巡邏，以保障屋苑安全。互委會最初以私人住宅樓宇為推行對象，其後擴展至公共屋邨、工廠大廈、臨時房屋區及寮屋區。

隨着時代的變遷，後來互委會的成立目標已由原先的改善大廈內治安，逐漸成為政府諮詢架構中一個由下而上的組織，為政府與居民之間提供一個互相溝通的途徑，並為居民提供聚會場合，共同參與各項社區活動。根據規定，互委會至少要有三名主要委員，委員須於首次周年大會中投票選出，以後每三年改選一次。

近年來，具法定地位的私人住宅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發展愈趨成熟，加上區議會也在地區發展數十年，互委會的角色顯得愈來愈尷尬。截至去年7月31日，全港只剩下1663個互委會，且主要是位於公共屋邨。

然而，互委會的角色雖然式微，始終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就屋苑事向政府反映居民意見，近年也成為各大政黨爭奪的平台。如何取得選區內的互委會支持，變成了政黨們選舉工程的重要一環。

譬如，建制派政黨過往就積極與屋邨互委會聯繫，不時舉行郊遊宴會或開辦課程，進行紮實的地區工作。由於互委會有一定的公權力，包括可以在大廈派發入屋郵遞。建制派與大部分公共屋邨互委會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也因此往往在地區性質的區議會選舉上佔到優勢。

大約在10多年前，泛民政黨在選舉大敗後痛定思痛，反省以往嚴重忽視地區工作，開始檢討並改進地區部署策略，包括嘗試搶奪互委會的控制權，進而加強與居民的互動，成為民主派的樁腳。

這方面的成功例子，莫過於2009年公民黨涉嫌借司法複核阻撓港珠澳大橋工程。當年12月大橋珠澳口岸人工島的工程啟動，唯東涌區六旬居民朱綺華在一個月後提出司法複核，聲稱大橋環評報告不符要求。港府一度敗訴，經上訴後才在2011年得直。官司令工程延誤至少九個月，成本額外上升89億港元，浪費大量公帑。

事後港媒調查後發現，朱婆婆的文化程度不高，提出司法複核主要是受乾女兒、東盛樓互助委員會秘書鄭麗兒的影響，而鄭麗兒恰好又是公民黨社區幹事。公民黨也被批評為了謀取政治目的而罔顧香港整體社會的利益。

近年來香港社會嚴重政治化，民主派全力出擊，意圖奪取區議會和立法會控制權。不時有泛民政治人物呼籲支持者參選互委會，利用「城市包圍中央」的方式合法地運用政府資源，通過互委會將民主意識滲透到地區「遍地開花」。

《港區國安法》前年生效後，泛民先後退出立法會；其後當局要求區議員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逾200名區議員也於去年7月陸續宣布辭職。隨着泛民退出立法會和區議會，「耕耘」互委會也再次成為泛民的口號，例如辭任深水埗區議會主席的民協署理主席楊彧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就說：「推動街坊關心區內事務、選互委會是一個很好的『公民教育』，這個空間的可塑性高。」

在此背景下，港府這次提出解散互助會，表面上是因為互助會的功能漸漸失效，實質上卻是有着政治方面的考量，希望阻止民主派通過參選互委會在地區傳播政治理念。

據悉，除了互委會，有人建議港府也將區議會和業主立案法團全部取消，改組成為一個地方諮詢架構，並且全是間選或委任。若有關方案獲當局同意，意味着香港的地區選舉又會進一步萎縮，這對社會是好事還是壞事，恐怕還要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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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