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關注：美國政府對華脫鈎 商界再掛鈎
美國專家評估拜登政府執政一週年處理對華關係表現 亞洲協會視頻
杜青麗認為美國商界應當在美國對華決策中發出更大聲音 亞洲協會視頻
卡特勒相信美中之間現在更需要針對特定問題的特定悄悄接觸 亞洲協會視頻
當拜登政府繼承特朗普政府的衣鉢，致力於在科技和關鍵產業鏈上與中國“脫鈎”時，美國商界卻通過與中國的“再掛鈎”，扮演“救火英雄”角色，在美國公眾中獲得了好於政府的口碑。
這是拜登執政一周年，美中關係乍暖還寒之際，一項最新民意調查的發現。這與對華普遍顯示強硬姿態的美國外交學界精英的看法有相當大的不同。
美國外交學界的精英，尤其是自由派的精英，對於拜登政府過去一年處理對華關係的手法，基本上是褒多於貶。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傾向於支持拜登政府既與中國強勢競爭，又不願競爭滑向衝突的手法，尤其是對拜登政府聯合盟友和夥伴一起對付中國讚賞有加。
在美國智庫亞洲協會北加州中心日前舉行的美中關係年會上，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副主席卡特勒（Wendy Cutler）認為，拜登政府過去一年處理美中關係做得相當不錯，表現在他們聚焦於重建美國國內實力和競爭力；與盟友和夥伴合作得很好；聚焦於美國對中國過度依賴的供應鏈調整等。
曾任美國代理副貿易代表的卡特勒稱，拜登政府面對更具競爭性和緊張度的美中關係，面臨著現存的許多關稅、出口管制和制裁措施，面對美國國會希望政府對華強硬，不能示弱，他们重新建立更加深思熟慮、有組織的政策和有審議的決策過程，制定了更加周全的對華貿易政策，對中國的意圖和美國的能力也有現實的看法。
卡特勒尤其讚賞拜登政府利用西方七國集團、四方機制、美歐磋商等各種不同的雙多邊機制，進行不同的分組，應對關於中國的不同問題。她稱之為“很有技巧”，且預期未來三年還會見到更多這樣的做法。
愛德曼全球咨詢公司首席執行官杜青麗（Deborah Lehr）則以他們最近進行的一項全球民調結果，給美國自由派精英對於拜登政府處理對華關係的好評澆了一盆涼水。這項在中國、美國等全球20多個國家進行的民調，調查公眾對於本國政府、非政府組織、商界和媒體的信任度。
杜青麗透露，根據這項調查結果，中國人對於這四個類別的總體信任度最高，達83%，比美國人對這四個類別的信任度高出40個百分點。其中，中國人對其政府的信任度又是四個類別中最高的，高達91%，而美國人對於其政府和媒體的信任度是四個類別中最低的，只有39%，與中國的差別擴大至52個百分點。美國人最信任的是商界，信任度達到49%。在美國面對新冠疫情防護設備不足，政府束手無策時，商界扮演了“救火英雄”的角色。
曾在美國商務部、白宮國安會、貿易代表辦工作的杜青麗表示，拜登政府一直說在評估中國政策，人們也看到拜登政府說了一些與特朗普政府類似的話，採取了同樣強硬的立場和措施，但是商界發生的事情卻在講述著相當不同的故事--去年美國對華出口、投資都在增長，美國公司在中國大多數是盈利的，美資公司調整供應鏈主要是因為新冠疫情而不是因為美中關係緊張。
根據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統計，在美中關係急劇下墜和新冠疫情肆虐的2020年，美國對華商品出口總額達1231億美元，增長近18%，而同期美國對全球其他地區出口減少了15%。根據中國海關統計，2021年前10個月，美國對華出口比上年同期猛增3成9。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統計，2021年上半年，美國對華直接投資頭寸淨流出3.9億美元，同比增長近7成。
“我們更多的是再掛鈎，而不是脫鈎。”（We're more recoupling than decoupling）杜青麗說道。
現在為美國許多大公司提供咨詢服務的杜青麗指出，鑒於美國人對於政府和商界的信任度存在差異，商界有機會在對華政策辯論中發出更強勁的聲音。拜登政府決策圈中商界的角色不大，讓拜登政府更多聽到商界的聲音很重要。她希望拜登政府能調和國家安全與跟中國做生意之間的關係，因為現在所有與中國做生意幾乎都被視為違背美國的愛國主義，而商界實際發生的事情又大不同。
正像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指出的，中美雙方都有意為戰略競爭設立“護欄”，防止競爭滑向衝突，中美兩國正在重建對話機制。美國外交學界也在反思什麼樣的對話才是有成效的、成功的。
曾經協助美國前財長保爾森組織美中戰略經濟對話（SED）的杜青麗指出，SED主要是為了把當時美中之間一百多個對話帶到一個大傘之下，確定優先議程，促進機構協調，同時在與中國決策機制相一致的高層討論和解決問題。
杜青麗表示，SED是當時美國整體對華戰略的一部分，並非孤立的對話，但這麼大規模的高層對話容易產生要取得具體成果的期望值，但其實這種對話是著眼於長遠議題。這種對話的益處在於，在關係緊張時，雙方尤其需要信任，要能夠與同行討論。基於SED建立起來的信心，保爾森當年就隨時可以打電話給王岐山，尤其是在金融危機後，討論協調應對之策。
特朗普執政後期，美中之間的對話機制幾乎全面停擺，更遑論雙方有進行對話的興趣和信任。
卡特勒則認為，SED那樣的對話也許在彼時彼事上發揮過作用，但現在雙方不需要這種正式的大陣仗的對話。未來雙方更應當就特定問題“在雷達之下”進行特定的接觸，才會更有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