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香港抗疫的左右為難與道路抉擇
香港第五波疫情近乎失控，港府抗疫不力受多方指責，動態清零與病毒共存模式之爭難分難解，香港抗疫路線與體系漏洞頻現。這一切對於香港繁榮穩定和國家發展大局危害甚大，對「一國兩制」下半場啟幕造成消極影響。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就香港抗疫給出最高指示，確認和深化了「動態清零」的路線和方法，要求特區政府壓實主體責任，將疫情防控置於壓倒一切的位置，動員一切力量和資源，並採取一切措施，以確保香港全體人安全和香港社會穩定。最高指示同時要求內地涉港部門、相關城市及機構全力支持香港，由中央、內地地方及香港三方建立國家級協調機制統籌推進。
從香港特區政府的行動回應來看，效果是立竿見影的，但制度嚴密性、社會動員力以及疫情防控的實際效果還有待跟進觀察。最高指示一錘定音地終結了香港抗疫模式之爭，香港抗疫至少在政府層面不再左右為難，但全體系的執行和效果還需要細緻功夫和耐心智慧。
香港抗疫是對「愛國者治港」的關鍵測試，發生於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法落地之際，但特區政府之實際表現不能令人滿意。《港區國安法》和新選舉法是「一國兩制」制度體系重塑的法治組合拳，但從制度確立到秩序生成及民心認同，還有一個本地化過程以及從特區政府到市民社會的理解與轉化問題，特別是「愛國者治港」的社會政治基礎在多個層面還有待檢討、改革和真正實現鞏固。中國古代有個說法「徒法不足以自行」，從制度到現實，香港的「愛國者治港」結構轉型還未完成。
香港抗疫出現漏洞和搖擺，說明特區政府部分官員並未滿足「堅定愛國者」的要求，沒有真正理解和運用「一國兩制」的完整內涵及智慧。香港社會在這樣的管治傳統塑造下，也存在抗疫的誤解、懈怠以及片面追隨西方式「與病毒共存」策略的傾向。這些官員在新制度下的忠誠有所保障，但賢能仍有不足。這次抗疫暴露出了這方面的問題，特區政府在中央監督和社會批評下也有一定的警醒和作為，是否最終能夠表現合格，還需要觀察和評估。「愛國者治港」下一階段的重點應當是香港的吏治，是行政管治體系真正貫徹落實「賢能治理」的改革過程。所謂香港的由亂及治以及由治及興，離不開對「行政主導」體制及其官僚隊伍體系的政治教育和制度改造，使之真正按照「一國兩制」的全新要求服務香港，服務國家。
香港抗疫出現左右為難的現象，需要多層面觀察與客觀分析：其一，管治文化原因，港府延續英式管治傳統，實行自由主義的放任治理，對國家體制中的集體動員與應急管理的文化正當性及其執行機制存在誤解與隔膜，難以有效理解和運用；其二，公民社會原因。香港社會的個人主義基因和傳統比內地強大，政府推行強而有力防疫措施的社會基礎不如內地，反彈壓力較大，導致政府抗疫意願降低，社會無法形成抗疫強大共識和自律行動；其三，西方利益相關者的影響。香港存在大量的外國企業和其他利益主體，他們不希望香港以動態清零方式與內地通關，而是希望香港與西方保持一致。他們對港府及香港社會施加了強大影響力，加大了港府在防疫模式上的左右搖擺。
《港區國安法》和新選舉法排除的是極端本土派，是顛覆勢力，但並不等於留下來的管治者都嚴格符合「愛國者」的實質性標準。從這幾年的政府表現及此次抗疫來看，港府中仍存在一些不夠忠誠的官員和兩面派，應該進一步從制度上將他們淘汰出來。中央反覆提及的「堅定愛國者」就是對香港官員之「愛國」標準的進一步清晰化和規範化，如果不能達到「堅定」標準，他們就不能居於高位及承擔重要管治責任。香港的管治體系改革，基礎是忠誠，進階標準是賢能。這裏存在一個評價和晉陞的譜系，需要通過抗疫等關鍵的測試與考驗加以進一步的共識化和制度化。
香港的國際性聯繫以及來自國際層面的影響力和張力，也是抗疫搖擺的重要背景和因素。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和自貿港，這是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的關鍵支撐，也是「一國兩制」制度保護的重點，香港既往從這一國際地位和國際聯繫上收益頗大。但抗疫是大政治：其一，大多數香港普通人的經濟活動與民生來源跟內地聯繫日益緊密，不能與內地通關將加大香港的經濟困頓和民生痛苦；其二，「與病毒共存」可能導致「淘汰部分人」的人道與人權代價，這是中央政府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無法接受的；其三，與西方通關的問題需要全球抗疫獲得一個整體解決方案，香港不可能獨善其身，在這種約束條件下，那些與西方聯繫密切的香港人就需要對自身的利益和聯繫有理性、長期和負責任的認知，不能以犧牲多數民眾利益及國家發展利益為代價；其四，香港動態清零及與內地通關，可以在粵港澳大灣區和北部都會區發展中獲得前所未有的經濟紅利，香港每一個社會階層都會獲益，國際在港資本也會獲益，這是多方共贏的方案，其長期收益不比他們在西方的現有收益低；其四，對與西方關係密切的香港官員和專業精英，他們是香港國際地位的重要支柱，「一國兩制」本身就是對他們利益的最佳保護，但他們不能過度自私，綁架香港社會及阻斷香港與內地通關，妨礙香港經濟民生改善以及國家戰略的穩步推進，對他們的利益必須在優先考慮和保障國家利益及香港民眾利益的條件下才能獲得保護和支持。
香港抗疫模式就如同香港民主模式一樣，是「一國兩制」大邏輯下的具體產物，所以不可能完全等同於內地模式，會有一個港式的「動態清零」防控體系生成。該體系在關鍵要素和抗疫倫理上與國家一致，但在具體的社會動員、政府管控、權利保護和清零彈性機制的建構上肯定具有香港特色。香港處於中西之間，精英層偏向西方個人主義，社會基層存在東方文化因子。這本來可以是良性結合而不是二元對立。香港抗疫應當激活和利用這種文化多元性的資源，走出一條港式「動態清零」之路。
香港抗疫的特殊性是存在的：其一，抗疫原則上仍是特區政府職責，是自治事務，中央應港府請求和香港社會需要提供指導和援助；其二，抗疫管控下香港的個人自由、隱私權、個人信息保護、個人數據安全等仍受《基本法》和司法獨立的嚴格保護；其三，香港與西方的通關機制會考慮香港的國際性與特殊性，不可能與內地完全一致；其四，香港作為中西之間的橋樑，可以在抗疫方面對西方有所啟示，展現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如何可以實現可持續的「動態清零」，如何可以在政府負責、社會自律的條件下抵抗病毒，維護共同體的完整性和存續性，並藉助這一過程增加社會團結和人與人之間的互信。
我們認為，香港在「動態清零」方面做得好，作出自身特色，不僅有助於自身的繁榮穩定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甚至可以部分化解目前中國與西方抗疫模式的尖銳對立及其對全球抗疫前景的不利影響。我們需要給香港實現港式「動態清零」以足夠的信心和信任，也給「愛國者治港」之測試以充分空間和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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