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專訪：黃友嘉談抗疫與重啟經濟

 

香港第五波疫情愈演愈烈，對本港經濟、民生產生了巨大衝擊。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友嘉日前接受中評社專訪，就疫情中長期狀況判斷，如何恢復香港經濟動力等問題表達了其見解。他提別強調，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是抗擊疫情，但在疫情緩和之後，港府必須將與內地通關的事宜定制詳細的時間表，不可繼續拖延，令香港成為一座孤島。

黃友嘉表示，其實，Omicron病毒最先並不是在香港爆發，我們已經看到其在外國爆發時的傳染力驚人，但香港特區政府對此卻仍然是“見一步行一步”，“臨時抱佛腳”。本來現在在建的隔離設備、方艙醫院就應該有兩手準備，因此香港非常需要一個前瞻性的抗疫政策。過去我們的抗疫政策“兩頭不到岸”，導致香港變成一個孤立的地方，既無法參與內地的內循環，也無法參與國際的大循環，這個時間拖得越久，就越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對此，香港特區政府必須重視，當然，目前的最大、最重要的任務是抗擊疫情，但當疫情受控，舒緩下來之後，也必須想想經濟如何搞。

“要知道，如果過了今年，香港就已與內地三年無法通關，這個負面影響之大港府必須考慮，我覺得，港府應該對此制定時間表，今年下半年疫情受控之後正視這個問題，不可再拖。”黃友嘉說。他也強調，在第五波疫情大爆發的情況下，我們當然不可以“躺平”，“與病毒共存”是錯誤的，但於此同時我們也要知道與內地通關、向內地的“動態清零”看齊不是喊喊口號就可以的，需要認真討論執行。

黃友嘉表示，短期救急的抗疫基金政府確實要加大力度去做，但這只是幫補一陣子，不能完全替代幫助。因此，香港對於未來如何通關要有很清晰的目標和時間表，比如2022年底要達到這個目標。他個人認為，封關拖延多過3年不是一個選項，因為這對香港的經濟民生傷害巨大，政府就算用儘財政能力也無法彌補。

關於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黃友嘉分析稱，因為香港市場開放成熟，透明度高，監管適宜，因此可以充分給到投資者信心，令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可以穩固。當然，香港因疫情受到的打擊是非常大的，所以疫情受控之後我們要奮起直追，收復失地，要更加加強發展香港的金融專業服務、人才引進等。對於未來，黃友嘉表示他是十分看好的，第一，香港作為國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是確保了的，隨著國家經濟不斷壯大，香港的發展也會隨之更好。第二，考慮到國家安全的同時又要發展離岸人民幣中心，香港無疑是最適宜地方。香港將來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要迎合國家金融發展和人民幣國際化的需要，做好對外融資、對外投資的重要平台，多元化、深化我們的產品服務，比如綠色融資、債券、“一帶一路”的融資等。

關於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和“一國兩制”的實踐，黃友嘉認為，香港回歸二十五年來，“一國兩制”實踐地相當成功。過去25年是國家發展相當迅速的一段時期，香港也成功在經濟、貿易、投資等方面對國家做出了很多貢獻，做到了設立特別行政區時的目標。不過，“一國兩制”是開創性的，在發展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特別是香港的選舉制度之前的不足之處再加上國家安全立法的缺失，導致香港出現了很嚴重的問題，使得本土反對派在制度之下橫行，阻撓香港特區政府施政，阻撓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當然，現在有了國安法，完善了選舉制度，可以說是把過去兩個最大的缺口填補住了，因此黃友嘉對將來“一國兩制”的落實樂觀了很多。

當然，黃友嘉也說，新的局勢也伴隨新的問題，就算香港落實了“愛國者治港”原則，反對派銷聲匿跡，但不代表這個社會的矛盾和撕裂就不存在，要如何團結香港各界，做好建制派的工作，這是一個挑戰，各方都還有很多努力要做。

黃友嘉表示，未來，香港要依靠強大國家的後盾，發揮它的作用推動國家的發展。其實“十四五”規劃里已經提到，要落實國內國際雙循環，那麼香港是中國眾多城市中最有條件做好這件事的，未來香港要更多地思考如何倚靠國家發揮對外經貿橋梁的作用。

談到香港的社保制度，黃友嘉認為，比起全民退保，應該做有比較針對性的強積金（MPF）來逐步解決長者貧困的問題。他表示，香港市民的退休保證來自個人儲蓄，應該在強化強積金和私人儲蓄的基礎上，對弱勢群體提供補貼，用社會福利的手段來處理，這樣避免浪費政府財政，也可以有效解決問題。“要解決長者貧困，不只是金錢，還有住房、醫療、安老服務等，只有配套起來，老年生活才可以得到保障，因此有限的財政資源應該用在這些地方。”他說。

關於香港的愛國主義教育，黃友嘉認為，香港應該做兩方面的教育，一是國民教育，二是德育教育。除了對國家有認同，對社會有認同之外，還需要教育青少年如何做一個好公民，做一個有道德操守的人。對此，他建議從幼稚園到中小學乃至大學，各方面的課程都應該有充分的檢視，因為不同階段有不同需要。另外，還要加強培訓中小學、幼稚園教師，檢視他們是否達到相應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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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評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