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汶羽：冀完善法定最低工資制度
法定最低工資是2011年5月正式實施，在推出時，賺取最低工資僱員有18萬人，佔僱員百分比6.4%，到2021年大幅下跌，只有1萬4千人， 1%都不到，這反映了甚麼?就好比老闆無法用最低工資水平請人，要用高過37.5的時薪，才有人肯做。換言之，是否達到了「防止工資過低」的政策原意？
其實這個情況就正如一個硬幣，有其中的兩面性：一方面，少一些人賺最低工資，貧窮狀況得以改善；另一方面，最低工資水平，真正是低到令基層工友無法應付基本生活。
過去十一年，最低工資調整過六次，由最初28港元，到今日37個半，累積升幅34%；同期，反映基層生活甲類消費物價指數，2011年指數是75.8，到今日104.3，累計升幅38%；即是最低工資沒能跑過通脹，而去年凍結最低工資，變相是要到 2023 年才有機會再調整，基層工友「四年沒人工加」，變相再減人工。
假設一名拿最低工資的保安員，每日上班10個鐘，一個月上26日，每月收入9750，如果他住在劏房，扣除大約4500元租金，有5000元使用，一人家庭的話當然沒有問題，如果他是一個四人家庭呢?可以想像他們的貧窮境況。
事實上，香港一直存在貧窮問題，政府制訂貧窮線以來，十年之間，貧窮人口在福利政策介入前一直徘徊在130至165萬人之間，貧窮率20.6%至23.6%水平，香港貧窮沒有明顯改善。
在2019年貧窮報告指出，政策介入前，沒拿綜援的在職貧窮人口多達66萬4千人，他們每月住戶收入中位數14200，可以類比一下，剛才用保安員的例子，拿最低工資生活工作竟然少過在職貧窮中位數的4000元。
筆者認為，要更好地實現法定最低工資目的，有兩個元素必須檢討。首先，是由兩年一檢，更改為一年一檢。筆者注意到勞福局前局長羅致光解釋過：「按現行的機制，檢討過程中所需要的研究、分析及諮詢等工作，只能在每兩年檢討一次的框架下完成！」
前局長鋪陳的事實，現行調整機制分三階段，涉及大量數據同一系列指標、做全港性和聚焦性諮詢、收集社會意見，2020年時足足有110個組織參與討論，意見書也收到412份，委員會之後再做綜合整理同數據分析，加上宣傳工作，要過五關斬六將，先達到新的法定工資水平，交給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拍板。筆者認為，委員會如簡化整個檢討程序，相信大大減省兜兜轉轉討論，一年一檢絕對是可行的。
其次，訂立幾個決定性指標和方向。既然委員會用上人力物力來做決定，結果依然難以取得勞資雙方共識，當局不如在程序上尋求最大公因數，例如用一個既定方程式、加入某幾個決定性指標等，相信可以大大減省檢討資料分析工作，令調整操作更為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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