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佩洛西訪台 挑起史上第一次人工智能戰爭？
過去幾年來，中美關係領域的知名外交官和學者一直擔心，由於中美雙邊關係急劇惡化，東亞近半個世紀沒有發生大規模戰爭的局面有可能終結。在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今年8月訪問台北後，這種擔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北京方面異常強烈的反應——包括向台灣附近的空域、海域發射導彈，派出軍艦和戰機——發出明確的信息，即中國領導層做了使用武力的準備。在這個崛起中的威權主義全球大國看來，華盛頓對台獨事實上的支持挑戰了中國「至關重要的核心利益」（在中國人眼中台灣只是一個「失去控制的省份」）。中國人民解放軍咄咄逼人的軍事演習已經明顯越過所謂的「海峽中線」。此外，解放軍還向台灣周圍的七個海域發射導彈，甚至包括台島面向太平洋一側的海域，這是美國海軍艦船經常航行的區域。一些專家認為，解放軍的舉動已經類似於一場封鎖演習。
佩洛西議長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訪問台灣的美國重要領導人。顯然，華盛頓對台灣的軍事支持變得愈發明確了。美國國會正在審議的跨黨派《2022年台灣政策法案》提出，美國應將台灣界定為像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那樣的「非北約重要盟友」。北京認為，美國的這一政策是對「一個中國政策」的正式背棄。在中國領導層看來，該法案如果獲得通過，中國將別無選擇，只能用武力來解決台灣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美國和台灣的分析人士現在思考更多的不是戰爭是否會發生，而是三方不可避免地捲入戰爭將在何時發生。許多分析人士還在估計戰爭會怎樣進行。但令人驚訝的是，除了亨利·基辛格博士和其他幾個人，很少有人強調這一事實：台海戰爭將是一場兩個人工智能大國之間的戰爭。可以說，人工智能在戰爭中被廣泛應用將是不可避免的，而這有可能一方面使一場有限的常規戰爭或代理人戰爭迅速升級為高科技戰爭，另一方面放大對方的誤判和信息錯誤。
任何認真研究戰爭的人都應該對這場將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發生的人工智能戰爭保持警覺，並尋找一切手段，來阻止這場無勝家的災難性戰爭。
美國戰略思想家的嚴肅警告
對於這一世界最重要雙邊關係出現危險的螺旋式下滑，中國和美國都負有一定責任。美國幾位最傑出的戰略思想家、學者和記者都態度明確地批評佩洛西對台灣的挑釁性訪問，更批評拜登總統對於阻止中美關係持續惡性循環的無能。令人吃驚的是，亨利·基辛格、格雷厄姆·艾利森和托馬斯·弗里德曼都警告說，華盛頓可能會陷入這樣一種局面：美國在烏克蘭問題上與擁有核武器的俄羅斯發生軍事衝突，在台灣問題上與擁有核武器的中國發生軍事衝突，兩者同時進行。用基辛格博士的話說，中美之間在台海日益加深的敵意有可能導致一場「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全球性災難。
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一場大戰極可能帶來巨大傷亡。事實上，美國二戰後至70年代中期在東亞參與的三次戰爭，曾讓25萬美國人喪生。而東亞國家的死亡人數還要高得多。而當時的中共軍隊和今天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完全沒有可比性，因為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上第二大軍事強國了。
著名歷史學家、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許倬雲教授的觀點最近被台海兩岸的媒體引用，他說：「如果中美發生戰爭，雙方（和台灣）將兩敗俱傷，世界將毀掉一半。」
謹慎樂觀的觀點及其局限性
可以理解的是，鑒於某種有充分依據的觀點認為，無論中國還是美國都無法在毀滅別人的同時保全自己，而取得「完勝」，因此許多人相信雙方不是願意打仗的。正如我在布魯金斯學會的同事何瑞恩（Ryan Hass)最近指出的，「一旦台灣海峽發生戰爭，讓中國、台灣和美國的軍隊捲入，很難想像哪一方能獲勝，並在衝突過後依然保持強大」。
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美國或在台灣，公眾都不熱心於支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生軍事衝突。至於北京方面，那些中國古以有之的軍事戰略，尤其古代哲學家、軍事家孫子提出的兵法最高境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可能也是讓中國不願以武力實現與台灣統一的原因。在北京的官方語言中，台灣人一直被稱作「骨肉同胞」。對於華盛頓想放棄「一個中國政策」的趨勢，北京方面的戰略思考評論通常是呼籲「斗而不破」，這反映了中國外交政策建制派的一種更為謹慎的做法。
雖然這些謹慎樂觀的觀點都有一定道理，但重要的是，我們仍需要搞清事實，也就是說，有幾個關鍵因素或許導致出現不一樣的、更悲觀的局面。這些因素包括：
1） 在台海危機的當下，中國公眾的極端民族主義和反美情緒急劇高漲。
2） 中國領導層越來越普遍認為，華盛頓不會放棄其利用人權、香港、新疆和台灣等問題來動搖、分裂和肢解中國的決心。（佩洛西議長在這些問題上都留下了政治遺產。）
3） 在中南海，認同和平統一機會渺茫、台灣問題只能通過軍事手段來解決的人越來越多。或者，用中國領導人的一位知名顧問的話說，中國「必須重新考慮統一戰略和對美政策」。
4） 由於三方（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和台灣）以及美國的盟友頻繁地進行軍艦航行和戰機飛行演習，發生不測事件的風險迅速上升。
5） 在事故風險增大的同時，「北京與台北、北京與華盛頓之間所有的直接溝通渠道中斷」。
可以說，軍事衝突迅速升級的危險性和可能性，以及防止出現這種後果的緊迫性之所以變得格外突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美國和中國都是世界上最強大的人工智能大國。這樣一場戰爭的爆發和推進，很可能有其獨有的特點，與包括當前俄烏戰爭在內的許多其他戰爭有很大的不同。
爆發涉台高科技戰爭的可能性
俄烏戰爭基本上是一場陸地戰爭，美國和北約沒有按烏克蘭總統的請求提供空中支援。雖然有海軍戰艦參戰，但它們的作用相當有限。相比之下，基於台灣的地理位置和參戰部隊的戰略目標，台海戰爭的前景將是迥然不同的。
根據美國國防部2021年11月發佈的中國軍力報告，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在陸海空、數字網絡、太空等領域對美國發起有力挑戰。更具體說，根據同一消息來源，解放軍正在建造至少三個固體燃料洲際彈道導彈發射井，其發射井累計數量將容納數百枚新型洲際彈道導彈。
在一體化聯合作戰方面，中國是後來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的頭50年里，中國軍隊採用的是俄軍模式，極度重視地面部隊的使用。直到世紀之交，特別是在習近平領導下的這10年里，中國軍隊才高度重視各部隊之間的聯合作戰。在很大程度上說，這是採用了美軍模式。前中共領導人江澤民稱，解放軍的使命是贏得高科技下的對台局部戰爭。過去幾年裡，習近平強調通過軍事變革實現航天和人工智能的跨越式發展，這加快了中國的軍事現代化進程。
有意思的是，中國的航天部隊（即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的航天系統部）成立於2016年初，比美國太空部隊（USSF）早成立約四年。2019年12月，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簽署2020財年《國防授權法案》，建立了美國太空部隊，這是美國的第六支武裝力量。同樣，日本航空自衛隊最近也組建了一個「宇宙作戰群」。日本政府還在2021年和2022年分別成立了一個電子作戰隊和一個網絡安全衛隊。
更重要的是，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採取了軍民融合發展的戰略，這一戰略在大數據、半導體、核技術、航空航天技術、飛機發動機、造船、5G、機械人和人工智能等許多先進技術上，模糊了軍用與民用的區別。據格雷厄姆·艾利森最近發表的研究報告，在這些中美競爭領域中，中國要麼已經成為世界第一，要麼將在未來10年內超過美國。也許更準確地說，在當今世界，美國和中國在上述大部分領域是共同的領導者。
中美人工智能競爭：研究、應用和資源
過去10年里，在人工智能領域，中國政府和私營部門都投入了巨資。其結果是，中國和美國被視為人工智能方面的兩個超強國家，因為它們在研究、出版、專利和應用方面領先。圖表1顯示，中美兩國在「機器深度學習」和「深度神經網絡」的相關學術文章發表方面佔據主導地位。2015年，中美兩國處在第一梯隊，遙遙領先於處在第二梯隊的其他發達國家。
斯坦福大學以人為本人工智能研究所發佈的2022年人工智能報告顯示，中國的人工智能專利申請量增長迅速（見圖表2）。2010年中國的專利申請量僅佔全球的12%左右，到2021年上升至52%。相比之下，美國佔17%，歐盟和英國均佔4%。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加拿大、俄羅斯、新加坡和韓國等其他國家的專利申請比例更是微不足道。
在對人工智能的私人投資上，美國一直遙遙領先於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圖表3顯示，過去10年，美國民間投資規模為1490億美元，是中國620億美元的兩倍。其他國家，如英國、印度、以色列、加拿大、德國和法國甚至落在更後面。但值得注意的是，據FBI和一些美國研究人員的說法，在美國人工智能領域的私人投資者中，有相當一部分具有中國背景。
這當然也解釋了，為什麼拜登政府要在科技領域與中國選擇性脫鉤。地緣政治斷裂帶正在形成，而人工智能技術是競爭與衝突的核心領域。這種惡性競爭讓世界兩極分化的危險被具體化，似乎表明軍事和意識形態的兩個陣營再度形成。
阻止史上第一次人工智能戰爭的爆發
就像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可怕入侵喚起人們對歐洲冷戰的記憶，中國對台灣施壓以及美國針對中國實施新印太戰略（包括佩洛西議長訪台等改變「一個中國政策」的挑釁性行為），這樣的惡性循環將導致亞太地區40年寶貴和平的終結。
如果不能阻止這種趨勢，我們就可能面臨一場熱戰，而它也許很快升級為中美之間的一場人工智能戰爭，一場恐怖的、由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統（LAWS）製造的機器對機器戰爭。即使不是軍事專家也能明白，在目前各方頻繁軍演的台灣海峽，發生不測的風險正呈指數級增長。
所有人都應該意識到，如果發生涉台戰爭，其對世界的災難性影響將遠遠超過正在進行的俄烏戰爭。人們也許有理由以為，中國和美國都未做好打一場人工智能戰爭的準備，至少目前是這樣。但令人悲哀的事實是，雙方對可能發生的人工智能戰爭準備得越充分，其後果就可能越是悲劇性的。
自2019年以來，布魯金斯學會和清華大學共同舉辦了中美「人工智能與國際安全項目」對話會，這是一系列二軌（非官方）對話。該項目囊括了兩國的頂尖人工智能專家、前政府官員、退役將軍和智庫學者，他們希望能夠幫助指導各自國家的決策者，使其在新的人工智能時代制定出合理的政策。
這些對話聚焦的關鍵問題，是對於人工智能賦能的軍事系統，在其相關國際規範的制定和風險防範工作中，中美兩國應當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對話探討了一些問題及可能達成共識的領域，如目標禁區、數據禁區、相稱性原則和人類監督，以及國際規範的建設。這樣的雙邊接觸，對於確保雙方思想領袖的交流至關重要，而且為未來雙方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協調乃至合作提供了希望。
對於包括中美兩個人工智能大國的公民在內的國際社會來說，當務之急是共同努力，來應對我們這個時代與人工智能有關的種種重大挑戰。這些挑戰涉及倫理、共同規範、法律、人工智能賦能武器的風險防範、人工智能數據的安全、防止關鍵基礎設施被攻擊機制、保護全球金融數據的完整性、公眾意識和民間話語。
溫斯頓·丘吉爾曾經說：「你總能指望美國人做正確的事情，但要在他們試盡所有其他方法之後。」然而在人工智能時代，由於中美關係缺少「旋轉機制」（revolving mechanism），也不存在拜登總統所說的「常識護欄」，我們也許並不擁有「試盡所有其他方法」的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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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