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論壇：紀念九二共識三十周年
會議現場
李義虎
楊毅周
謝郁
王英津
朱松嶺
李振廣
中評智庫基金會、中國評論通訊社不久前在中評社北京總部會議室舉辦座談會，邀請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李義虎教授，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台聯副會長楊毅周，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涉台事務研究中心主任謝郁，中國人民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王英津教授，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兩岸關係所所長朱松嶺教授與會。座談會由中評智庫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副院長李振廣主持。與會者圍繞“九二共識”在30年來兩岸溝通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對於兩岸關係改善發展的重要意義，各自給出了獨到的見解。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8月號以《紀念“九二共識”三十周年》為題，詳細刊登了與會者的發言，文章內容如下：
李振廣：開場白
今年是兩岸達成“九二共識”30周年。1992年達成的“九二共識”，以特殊的形式和方式表達了台海兩岸的一個重要的共同認知，即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這一共識便成為兩岸開啟合作交流的政治基石，並以此為基礎在兩岸之間架起溝通合作與交流之橋。作為兩岸關係的研究者、親歷者、見證者，對於“九二共識”在30年來兩岸溝通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對於兩岸關係改善發展的重要意義，可以說是有目共睹，深有體會。與此同時，我們也見證了2016年5月以來，由於民進黨當局單方面不承認“九二共識”引發的兩岸關係大倒退。由此可以看出，“九二共識”承認與否，對於兩岸關係至關重要。這是一條寶貴的政治經驗。
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由於兩岸關係的復雜性，當年台海兩岸以高度的政治智慧達成了“九二共識”，而這一達成過程也具有特殊性、獨創性，最終以兩岸兩會函電往來的方式形成“九二共識”；台海兩岸對於“九二共識”內容的文字表述同樣具有特殊性。這些復雜性和特殊性不影響“九二共識”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這一核心意涵的認定，但同時不得不承認，兩岸關係的復雜性，“九二共識”產生過程以及對“九二共識”文字表述的復雜性、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九二共識”被復雜化、模糊化及錯誤解讀的機會。而這種錯誤解讀或復雜化、模糊化解讀對於兩岸關係發展的負面影響也是非常突出的。
“九二共識”是兩岸中國人在解決復雜歷史與現實問題過程中形成的一項偉大的智慧產品，體現了兩岸中國人的高度政治智慧。經過30年歷史檢驗後，我們有必要對於“九二共識”在過去三十年對兩岸關係的重要作用和意義作深入研究和總結，並對未來兩岸關係中如何進一步發展或完善“九二共識”做一些必要的思考。
希望各位專家通過中評智庫思想者論壇這個平台，在“九二共識”三十周年，分享自己的研究心得，奉獻自己的智慧。
李義虎：要回歸“九二共識”的大本大源
“九二共識”30周年值得紀念，估計到了11月份，中央和一些重要研究單位會舉辦紀念活動。我講三點。第一，要藉這個機會講清楚事情的大本大源，包括講清台灣問題的歷史由來、來龍去脈和兩岸關係的性質定位，講清“九二共識”達成時的原狀，講清“九二共識”的原意，也就是本來的意思。任何解釋都要符合歷史事實，不能任由有別的企圖心的人扭曲。兩岸關係經過多年復雜演變，島內政治生態復雜，有些人在解讀時把“九二共識”的原意扭曲了，島內年輕一代經過認知戰的洗腦過濾，對“九二共識”已經不是按照本意去認識了，所以我們要回歸大本大源。
“九二共識”的功能地位是兩岸關係的共同政治基礎，1992年時是兩岸事務性談判的共同基礎，衹有這樣才能談下去；後來則進一步發展、擴大成為整個兩岸關係的共同政治基礎。它不僅是我們與國民黨互動的基礎，也是我們同島內其他政治勢力互信、互動的基礎。“九二共識”本身界定了兩岸關係的性質和定位，是堅持“一中”的基本立場和雙方的共同表達，絕不是大陸單方面強加於台灣的，而是“求同存異”的智慧產物。我在中國評論上發表過“九二共識，一中原表”的文章，提出對“九二共識”的最好認知與解釋就是“一中原表”，即“一個中國，原版表述”，提到完整的“九二共識”是“兩點論加戰略模糊”，“兩點論”和“戰略模糊”缺一不可。“兩點論”的第一點就是堅持“一中”基本立場，第二點就是共同追求統一。海基會和海協會當時的原文都寫了這兩點，是兩岸兩會當時共同表達的，絕非大陸方面現在拿出來說事。
“努力追求國家統一”甚至是台灣海基會先提出的，表明當時國民黨當局還是有國家統一的立場的，是與“國統綱領”的精神相一致的。但“九二共識”不僅僅是“一中原則”和追求統一，還包括“戰略模糊”，海協會說“暫不涉及”，海基會說“各有不同認知”，對說不清楚的問題先擱置，表現了求同存異的精神，體現出了當時雙方的歷史胸懷和政治智慧。現在的問題是，有些人在“兩點”中衹強調“一點”，甚至有人衹說“體現了一個中國原則”，不說“追求統一”，還有的人否定“戰略模糊”，衹提“兩點”，但由於兩岸關係的特殊性、復雜性，還是要保留“戰略模糊”的空間，因為它有它價值和功用。所以，我提出“一中原表”，把海協會、海基會的原話放出來，一清二楚，誰也否定不了，其中也包含“戰略模糊”。
總之，“九二共識”的全部含義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這兩點加戰略模糊，兩點既非一點，也不排斥戰略模糊；但也不能藉戰略模糊否定和扭曲“九二共識”。衹要兼顧到這兩個方面，我們推動兩岸關係向前發展，就會有智慧、有能力。
第二，現在“歷史經緯”這個說法很流行，面對重大歷史問題、採取重大行動前一定要講清楚歷史經緯。在“九二共識”上的歷史經緯除了前面所說的大本大源之外，也要講清楚“九二共識”的歷史功效、歷史作用。要從台灣問題的來龍去脈，兩岸關係40年來的演變過程、深刻涵義上理解“九二共識”的歷史作用。這是我們爭取主動，掌握認知戰的主導權、話語權的必要條件。20世紀80年代小平同志提出“一國兩制”，1992年達成共識。從兩岸關係發展40多年、“九二共識”達成30年以來的歷史脈絡看，“九二共識”跟“一國兩制”事實上都是大陸方面為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實現兩岸歷史性和解，促進國家統一而主動做出的重大讓步，體現了為合理解決問題的誠意和耐心，而不是民進黨當局和一些台獨分子所謂的“統戰陰謀”。事實上，“一國兩制”的參照物很清楚，就是“一國一制”，不願意“一國兩制”難道願意回到“一國一制”嗎？“九二共識”則體現出在兩岸公權力互動方面的相互默契，對大陸而言則是重要妥協。當然，“九二共識”跟“一國兩制”不是一回事，但在做出讓步、甚至妥協方面的精神有類似之處。對此，尤其是大陸方面要主動講，對台灣社會、台灣青年、國際輿論都要講，對自己人也得講清楚。在“認知戰”條件下更要講，不要陷進台灣的話語陷阱裡。這樣，兩岸關係倒退、遭到破壞，是誰的責任就清楚了。
第三，要對“九二共識”本身“擺事實，講道理”，對扭曲和否定“九二共識”的錯誤論調進行深度反駁。“九二共識”遇到過兩類錯誤論調，一類是民進黨對它的否定，主要有三種否定的形式：一是直接全面徹底否定，包括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包括對其內容、內涵及表述形式；二是玩所謂“新共識”的花樣，通過偷換概念實際上否定了“九二共識”的真正內涵或意涵；三是把“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捆綁，誤導民意，混淆視聽，破壞其聲譽，將“九二共識”徹底打入冷宮。另一類是國民黨對“九二共識”的扭曲，也有兩種形式：最典型的是“一中各表”， 實際上兩會達成共識後不久，台灣媒體“標題黨”就提出了“一中各表”，結果後來被國民黨接受了。因此，這個說法甚至比“九二共識”這個名詞出現得還早。長期以來國民黨乃至藍營多數派系均認同“一中各表”，圍繞“一中各表”衍生出來多種脫離“九二共識”原意的說法。近年來，又出現更為扭曲的說法，如“過時論”、“拋棄說”，特別是最近將“九二共識”說成是“沒有共識的共識”，用李登輝腔調、民進黨語言歪曲“九二共識”，這更是完全錯誤的主張，既違背了自己之前的觀點，又無助於提出國民黨有效的兩岸政策論述。對此，我們都要從理論、政策與實踐上予以反駁回擊，回歸“九二共識”原本的真相，並在此基礎上找到重建兩岸政治互信的途徑。
楊毅周：九二共識是兩岸和平的定海神針
今年是九二共識達成30年。回顧30年來兩岸關係發展的歷程，我們可以看到，很少有哪個名詞如同九二共識這樣，引起了如此巨大的關注，發揮著如此巨大的作用。因此，在九二共識達成30年的今天，非常有必要來回顧30年來九二共識的起起落落，風風雨雨，總結經驗和教訓，尋找兩岸關係發展的出路，為今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
首先，不管我們走多遠，都要回頭到起點，看看我們當時是怎麼開始的，事情是怎麼發生的。也就是說，要看看九二共識的初心是什麼？
九二共識產生的背景是上個世紀80年代末兩岸開始了交流交往。隨著兩岸同胞交流交往的增多，衍生了許多問題，嚴重影響兩岸同胞的福祉，給兩岸交流交往帶來威脅。因此急需解決這些問題，兩岸當局也就必須通過接觸協商來解決。然而，由於兩岸關係仍處於敵對狀態，兩岸互不承認，相互敵對，兩岸當局實際上沒有接觸，也無法接觸。在接觸協商的過程中，兩岸當局是一定要接觸的。這樣，一個問題產生了出來：在敵對狀態下，兩岸之間公權力的接觸協商究竟屬於什麼性質的？兩岸公權力之間如何定位？如何相互定位？兩岸的協商是什麼樣的協商？也就是要確定兩岸事務性會談的性質是國內關係，而非國際關係。我們必須確定，兩岸之間的交往產生的問題，以及為解決這個問題所進行的協商談判，是國內問題，不是國際問題；是國內關係，不是國際關係。
雙方為此進行了談判，並形成了共識：一項事實的確認和一項承諾的表達。一項事實的確認是：兩岸同屬一個國家，兩岸都堅持一中原則。一項承諾的陳述是：兩岸都共同謀求國家統一。共識是很清楚，也很明白。雙方函電往來白紙黑字，也是雙方確認了的。但這項共識的表達方式卻非常獨特：以雙方認可的內容，進行了各自的表達。這樣的表達方式為以後對這項共識的承認留下了各說各話的空間，甚至成為爭議的焦點。島內的一些政治勢力就是利用這種表達方式來否定九二共識的存在。對此，在九二共識達成的３０周年之際，我們就有必要把九二共識再講清楚，再說明白。
回顧30年來九二共識命運，大概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來之不易。海峽兩岸處於敵對狀態、軍事對峙幾十年，互不承認，相互對立，但卻在開放交流之後，能夠以一定的形式達成政治共識，取得互信和諒解，並發揮作用，實屬不易，應該好好珍惜。九二共識，能夠形成共識，既體現了兩岸中國人的寬大的包容胸懷和高超的政治智慧，更體現了兩岸之間在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上的認知是一致的，民族認同是一致的。這是九二共識能夠形成的最重要的基礎。在當時的情況下，台灣有“國家統一委員會”、“國家統一綱領”，對“一個中國”也做出了“國統綱領”意義的定義。其中，“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追求國家統一”也是必不可少的應有之義。九二共識的關鍵在於當時的台灣當局對一個中國的定義是很清楚的，對於一個中國的表述也是很清楚的，對於追求中國統一也是很清楚的。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兩岸才有可能達成共識。因此，這個共識真實存在，並發揮著作用。如果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可以說，九二共識是經過實踐檢驗過的，是有效的，也是對兩岸都有利的。對保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是有利的。
二是爭議何來？九二共識形成之後，兩岸的協商談判順利進行，簽署了許多協議，取得了重要成果。而之後台灣當局否認九二共識，使九二共識成為兩岸爭議的焦點，從根本上來說是之後的李登輝對九二共識作了“兩國論”的解釋偏離了一個中國原則，以及民進黨當局對一個中國的否定引起的。
而之後的民進黨台灣當局（包括陳水扁和蔡英文）在國家主權認知、國家認同的倒退，對國家主權的認知、國家認同與以前的國民黨當局有很大的不同，由此才引起不承認九二共識或認為九二共識不存在。因為民進黨具有“台獨”黨綱，這個黨綱一直存在，並沒有凍結。之後的台灣前途決議文雖然解決所謂的“中華民國”的國號問題，但對於這個“國”究竟是什麼“國”？將來這個“國”將向何處去，卻與國民黨、因此也與對岸的大陸，有著完全不一樣的看法和想像。其中，2016年陳水扁終止了“國統會”、“國統綱領”後，其結果就是對一個中國原則的定義也被終止，兩岸對一個中國原則有著完全對立的認知，或者說已經沒有共識。由此引發了九二共識的爭議。當然背後更復雜的因素，實際上是存在著李登輝與大陸方面、民進黨與大陸方面存在著互信的缺失、溝通的缺失，由此形成的惡性循環，導致今天九二共識成為爭議的問題。由於兩岸互信的不足，九二共識成為爭議，爭議又導致互信的進一步惡化。
三是求同存異。九二共識是求同存異的產物。求的是什麼同？存的是什麼異？九二共識形成，求的是兩岸在謀求統一過程中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同，存的是對於如何統一、建立一個什麼樣的中國的異。
九二共識在現實生活中到底指的是什麼？作為一個概念，或名詞，在語義學上的指稱其實是很明確的，那就是首先指的是兩岸雙方對大陸與台灣這兩個地區合在一起的土地、主權形成完整的一個國家領土是有共識的，邏輯上自然就是指主權沒有分裂、為同一個國家的領土的共識。但這個主權的代表權雙方是有爭議的，甚至是對立的。其次是指雙方對如何解決這個主權代表權的爭議是有共識的，那就是最終要解決主權代表權的問題是以兩岸統一的方式進行，但究竟誰來代表，如何代表是有爭議的。也就是雙方對中國領土的認知和統一的態度是有共識的，但對最終的解決方案是有爭議的。因此也就使得在表述的文字上把共識做了“各自的表述”。雙方也同意對各自表述的內容的認可。
九二共識的形成，表明了當時海峽兩岸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夠拋棄意識形態的偏見成見，放棄兩岸歷史的恩恩怨怨，共同承擔起為同胞為民族謀利益的責任。雙方雖然沒有達成共同文件簽字，但卻不影響雙方的共識。當時達成共識其實是雙方都做了妥協，達成的共識都是當時雙方可以接受，而且也不違背雙方各自的法律規定，也不違背當時雙方的政治立場。達成共識的意義也是顯而易見的，可以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兩岸之間什麼事都可以商量，什麼問題都能想辦法解決。兩岸最高領導人也都可以坐下來交流會談。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兩岸和平穩定局面、和平發展的趨勢都可以保持。
四是平等協商。九二共識30年的歷史表明，兩岸之間雖然有著很大的差異，但還是可以做到平等協商、友好協商。兩岸之間的問題是可以通過平等的協商，來得到逐步的解決。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兩岸之間沒有誰吃掉誰、誰矮化誰、誰傷害誰的問題。有什麼問題，兩岸都可以通過平等的、理性的協商來解決。
五是善意互利。在九二共識基礎上，兩岸達成的協議，可以做到互利的結果，更體現了互信善意、相互尊重和同胞之情的精神。九二共識的達成，兩岸就有了互信的基礎，能夠以同胞之情，相互尊重，相互幫助，也可以進行深度的交流合作，帶來更多的互利互惠。事實證明，衹要雙方都認可九二共識，兩岸是沒有什麼問題解決不了的。如雙方對立對抗最激烈的國際空間問題，已經初步形成解決方案，兩岸領導人也可以見面坐下來一起商量，平等協商。大陸對台灣的讓利成為常態。我們相信，衹要在九二共識基礎上，兩岸雙方其實是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發生什麼問題，存在什麼爭議，衹要兩岸雙方平等協商，有足夠的耐心、互信，都是可以解決的。這麼多年，兩岸都享受到了九二共識帶來的和平紅利，戰爭的硝煙在台海上空消失了。
六是定海神針。九二共識在兩岸關係發展的30年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基礎性作用，也因此被稱為“定海神針”。正是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兩岸順利地簽訂了二十多項協議，甚至達成ECFA，使兩岸關係能夠進入和平發展的黃金期，為兩岸同胞帶來和平安寧，也帶來了和平的紅利，為兩岸關係帶來和平的前景。但是，一旦脫離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就進入了動盪不安、相互對抗對立的局面。可以說，30年來兩岸關係的事實證明，衹要遵循九二共識的基本精神，兩岸關係就能順利，台海和平就能保障，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就能持續下去。一旦偏離了九二共識的基本精神，兩岸就喪失了互信的基礎，兩岸關係一定會出現波折，甚至出現兵凶戰危的局面。在相互對立對抗中，兩岸之間衹能是惡性循環，隨時都有可能出現地動山搖的情景，和平的局面隨時都有可能被破壞，兩岸關係就看不到和平的未來。事實證明，九二共識不僅存在，而且有效。至今為止，我們還在享受著共同遵循九二共識給我們帶來的紅利，也正在被不承認九二共識帶來的苦澀和不安所折磨。不承認九二共識，對兩岸雙方都沒有好處，最終的結果對台灣來說衹能是災難性的。
謝郁：“九二共識”是確保兩岸關係行穩之錨
回首過去三十多年兩岸關係的歷程，我們會看到“九二共識”始終是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穩定、健康發展的基礎與保障。
首先，兩岸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共同謀求國家統一，是“九二共識”的核心要義，也是客觀史實。1992年11月，大陸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經由香港會談及其後函電往來，達成了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當時台灣海基會的表述是：“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海協會的表述是：“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由此可見，對於一個中國原則雙方均無異議、達成共識，對於有分歧的“涵義”部分，則採取了擱置爭議、求同存異的處理，體現了兩岸雙方開啟對話協商的誠意，更體現了政治智慧。客觀歷史事實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就是“九二共識”的應有之核心要義，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
其次，兩岸關係的性質就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九二共識”正是體現了這一客觀事實。1949年至今，兩岸關係雖然起伏跌宕，歷經風風雨雨，但兩岸關係的性質從未改變，即是內戰延續下來的政治對立，並非國家主權的分裂，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從歷史到現實從未改變，未來兩岸復歸統一是結束政治對立，而不是領土主權的再造。1949年以來，兩岸的政治與法律現實都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架構，而“台獨”勢力要推的“法理台獨”就是要改變台灣現行的“一中法理”。
其三， 三十年來兩岸關係的歷程證明，“九二共識”是穩定兩岸關係之錨。“九二共識”的“一個中國”和“謀求統一”的核心意涵，明確界定了兩岸關係的性質，成為了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是確保兩岸和平與穩定的關鍵所在。如果說兩岸關係是一艘航行的巨輪，“九二共識”就是錨，錨定，任憑風高浪急，兩岸關係都能行穩致遠。相反，如果沒有了“九二共識”，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被破壞，兩岸互信也將不復存在，兩岸關係就會動盪不安。 多年來兩岸關係的歷史反復證明了這一點，兩岸關係所取得的所有重大成就，包括兩會自1992年以來舉行的10多次協商談判、簽署的23項協議，自2005年以來開啟的十多年的兩岸政黨交流，2014年兩岸負責兩岸事務機構建立的工作溝通機制，2015年舉世矚目的兩岸領導人在新加坡的歷史性會晤——習馬會，都是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基礎上取得的。這些都表明，“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的穩定之錨，有“九二共識”在，兩岸關係的巨輪就能抵禦風浪，行穩致遠。
其四，“九二共識”確保兩岸關係穩定發展，帶來交流紅利，是兩岸同胞之福。自1993年汪辜會談以來，在“九二共識”基礎上兩會簽署了共23項協議，極大地促進了兩岸交流的發展，為兩岸經貿合作、人員往來、民間交流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兩岸交流從三十年前的涓涓細流到後來的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兩岸貿易額從1992年的80億美元，增加到2021年的3200億美元，人員往來從1992年的130萬人次，到2019年疫情前增加到900多萬人次，三通直航、兩岸婚姻、海峽論壇、文化教育藝術科技交流熱絡繁榮......兩岸同胞共同見證了“九二共識”基礎上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共享交流紅利，
其五，民進黨當局否定“九二共識”，製造緊張對立，是兩岸關係之禍。2016年以來，兩岸關係急轉直下，從最初的冷和平、冷對抗，到今天的風高浪急，其中有一個很重要也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民進黨當局上台以後，拒不承認、惡意歪曲“九二共識”，直接導致兩岸對話協商中斷，各項交流受阻，民眾利益受損。大陸方面反復表示，兩岸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分歧的大門始終沒有關閉，衹要承認並回到“九二共識”，兩岸就可重啟對話，但台灣當局始終未有回應。2019年以後，民進黨又稱“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這根本是在誤導欺騙台灣民眾。“九二共識”是兩岸在1992年就已達成的政治共識，“一國兩制”是未來兩岸統一後的制度安排與方案，將二者混淆，其目的在於否定“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正因為此，兩岸關係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緊張局勢。台當局破壞“九二共識”造成兩岸緊張局勢，實際上就是在損毀兩岸多年積纍的交流紅利，傷害兩岸同胞的利益。
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 “九二共識”在，兩岸關係好；兩岸關係好，台灣才會好。維護“九二共識”，就是維護兩岸和平與穩定的大局，就是維護兩岸交流合作的紅利與成果，就是維護兩岸民眾的切身利益與福祉。
王英津：兩岸踐行“九二共識”30年的歷史經驗
儘管“九二共識”是台灣學者蘇起在2000年提出來的概念，但“九二共識”的歷史與事實早在1992年香港會談時就已確立。“九二共識”是1992年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受權達成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界定了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兩岸關係性質，是發展兩岸關係的基礎。2005年“胡連會”以來，“九二共識”成為兩岸官方文件中的高頻使用詞彙和兩岸研究界經常使用的基本概念。
回顧兩岸踐行“九二共識”30年的發展歷程，雙方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取得豐碩成果。兩岸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協商談判，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和共識。兩岸交流品質和規模不斷擴大，實現了直接三通，簽訂了ECFA，兩岸共同生活圈初步形成。兩岸在彼此尊重、相互協商的基礎上建立了一系列機制化交流平台，這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最重要成果。首先，兩岸之間建立了一系列官方和半官方機制，成為兩岸執政當局互動和溝通的重要管道。這些機制有利於兩岸雙方充分獲取對方資訊和利益關切，減少誤判，進而形成有效的兩岸共同治理平台，促進兩岸一體化進程。其次，在兩岸互動過程中，除了形成了以上官方和半官方的機制化平台外，還形成了一些效果明顯的民間互動機制。30年來，兩岸在堅持“九二共識”、推進兩岸關係發展方面積纍了豐富經驗，概括起來主要有：
第一，堅持“九二共識”是兩岸互動合作的政治基礎。2005年國共兩黨就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達成共識，此已成為兩黨交流合作的重要政治基礎。隨著2008年5月國民黨上台執政，兩黨共識日漸發展為兩岸共識，進而成為兩岸交流合作的政治基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發展兩岸政治關係的政治基礎，動搖或偏離了這一基礎，兩岸關係發展就會受到衝擊和挑戰，進而直接影響到台海地區和平與穩定。自2000年以來，“九二共識”成為“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代名詞，並見之於兩岸官方文件。實踐表明，兩岸互動所取得的積極成果，均是基於“九二共識”這一基礎。30年來兩岸關係發展的事實表明，衹要遵循“九二共識”的基本精神，兩岸關係就能順利，台海和平就能保障，一旦偏離或背離“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就會出現波折、倒退甚至危機。2015年3月18日，馬英九與海外媒體茶敘時說，兩岸關係與“九二共識”“相合則旺，相離則傷，相反則蕩”，這是對30多年的兩岸關係發展經驗的精闢總結。“九二共識”不僅是現階段發展兩岸關係的政治基楚，而且是今後一段時期內處理兩岸關係不可替代的政治基礎。
第二，堅持擱置爭議、求同存異的基本策略。為避免兩岸關係發展被“一個中國涵義”之爭所綁架，大陸方面把一個中國原則與一個中國涵義區分開來，並作為兩個層次的問題來處理，主張兩岸政治談判前，雙方先共同將一個中國原則確認下來，這是兩岸事務性商談的政治基礎，而一個中國涵義之爭則可以先擱置起來，留待以後再討論。擱置一個中國涵義之爭是針對當時具體的國內外環境和兩岸關係的實際以及特定歷史階段而提出的策略之舉，是針對一時無法解決的問題而採取的權宜之計。事實表明，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擱置一個中國涵義之爭，為兩岸事務性商談營造了政治空間，促進了兩岸關係的發展。“汪辜會談”及後來馬英九時期兩岸商談的成功舉辦均一致表明，衹要雙方能夠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什麼問題都可以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進行協商。2015年11月7日的“習馬會”也是擱置爭議、求同存異的成功範例。回顧歷史不難發現，“九二共識”是兩岸在解決復雜歷史與現實問題的過程中形成的智慧，雖然雙方一直對它的意涵存有爭議，但雙方通過求同存異，便使問題在一定範圍內得到妥善處理，並沒有因此而影響“九二共識”作為國共互動的政治基礎。可以說，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求同存異”已成為推動兩岸政治關係發展的基本經驗。
第三，創造戰略性模糊是解決兩岸政治難題的權宜之計。據蘇起本人解釋，他希望能通過建構這一概念來避開“一中”，也能避開“各表”，以讓兩岸在民進黨執政時仍能各自保有模糊空間，持續和解，避免戰爭。2018年台當局陸委會主任陳明通也公開說：“蘇起當初創造這個名詞，其實是好意，因當時政黨輪替，所以創造新名詞給民進黨使用。”創造不失原則的模糊空間，既為留有餘地，也不讓對方感到為難，是解決一些復雜政治問題的策略。香港會談時，達成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一個中國原則共識，這本身就是一種非強人所難的善意舉措，對爭取對方的配合和最終達成共識具有重要意義。儘管這些模糊空間後來被台灣方面用作“各自表述”，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這些模糊空間對於達成共識、推進兩岸關係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我們不能因為這些模糊空間被異化解釋而對其一概加以否定，應將其放置於特定歷史條件下來分析和評價。
第四，堅持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發展進路。儘管兩岸之間存在政治分歧，但雙方均有通過商談來解決事務性問題的需求，於是就想出了兩岸兩會商談這種民間形式。雙方雖然堅持“九二共識”，但在兩岸直接進行政治對話和談判的時機尚不成熟的情勢下，堅持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基本進路，有助於為兩岸啟動官方商談減少疑慮和阻力。具體而言，即：在交流性質上，先堅持民間交流、被授權社會團體交流、再逐步升格為公權力機構交流；在官方交流中，堅持從低層級到高層級的步驟；在議題上，堅持先易後難、先低敏度後高敏度的次序。就兩岸會談而言，具體交流次序是：兩岸民間交往——授權兩岸兩會商談——國台辦和陸委會商談——“習馬會”。這種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思路被實踐證明是務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在未來發展兩岸關係的過程中，該思路和做法值得進一步沿用。
第五，“九二共識”是兩岸協商解決台灣“國際參與”問題的前提。2008年馬英九上台後，主張在“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上，通過與大陸方面協商來解決台灣國際參與問題。在“九二共識”基礎上，兩岸探索出了一套處理台灣國際參與問題的成熟做法，台灣當局先後參與WHA等國際組織的活動。事實表明，台灣衹有承認和堅持“九二共識”，兩岸才能夠在此基礎上就台灣“國際參與”問題展開對話協商，雙方達成初步共識後，然後再向國際組織提出申請，國際組織會根據相關國際組織的性質、章程規定和實際情況，以大陸同意和接受的方式允許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因此說，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台灣加入國際組織問題的政治基礎和前提條件。
綜上，“九二共識”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中美關係緩和的背景下兩岸相向而行的產物。兩岸打破堅冰後，各方期待交流合作，為推動兩岸交流合作奠定基礎，“九二共識”順勢而出。隨著國際形勢、兩岸形勢和島內形勢的發展變化，“九二共識”所賴以存在的基礎、環境和條件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對“九二共識”的續存和發展產生了嚴重衝擊。“大兩岸”之間戰略競爭決定了“小兩岸”關係不可能緩和，“台獨”與反“台獨”、促統與“拒統”的矛盾，使得兩岸關係進一步惡化。在這樣的背景下，“九二共識”何去何從，有待於進一步觀察。
朱松嶺： “九二共識”：三十年來兩岸關係的核心概念
今年是“九二共識”三十周年，今天召開這樣一個會議來討論“九二共識”有著非常特別的意義。三十年來兩岸關係跌宕起伏，但是其中的脈絡極為清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兩岸雙方尋找到了都能接受的核心概念和理論橋樑，為雙方在“一個中國”框架下展開各自的論述，形成各自的政策體系，推動兩岸和平發展，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發言的題目就是《“九二共識”：三十年來兩岸關係的核心概念》。
“九二共識”應運而生 有其復雜的歷史經緯
“九二共識”成為三十年來兩岸關係的核心概念，大概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九二共識”歷史事實的出現；第二個階段是“九二共識”這個耳熟能詳的著名概念的出現；第三個階段是“九二共識”在兩岸關係史上大放異彩的階段。
第一階段的復雜歷史經緯是：國際方面，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美國希望和平演變中國，打“台灣牌”的側重點跟以前發生了變化，換言之，美國希望兩岸接觸，並通過兩岸的接觸，用所謂台灣的治理方式改變中國。兩岸方面，1992年初，鄧小平南方談話向世界釋放了中國繼續改革開放的明確信號。這一階段，大陸在兩岸關係方面積極進取：1990年12月召開第一次全國對台工作會議，這是1949年以來首次召開的全國性對台工作會議，會議通過的文件貫徹了中央對台工作的新判斷、新對策，並呼籲“國共兩黨應當儘早接觸談判”。1991年下半年，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和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合併，形成對台工作的新平台。1991年12月16日，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正式成立，兩岸接觸對話的“白手套”組織已經成型。這都為兩岸進一步接觸，形成“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創造了條件。台灣方面，1990年10月7日台灣當局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1990年11月21日台灣方面成立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處理兩岸事務性工作。1991年1月28日，台灣當局成立大陸委員會（簡稱陸委會），是島內統籌處理海峽兩岸事務的專責行政機關。1991年2月23日通過了《國家統一綱領》，其中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未來國家統一的近程、中程、遠端安排均做了規劃。
應該說，正是由於國際環境允許，兩岸雙方積極，才有了兩岸兩會的接觸，才有了“九二共識”這一歷史事實的出現。衹是當時兩岸雙方互相否認對方政權的合法性，因此在表達方式上沒有走統一化的路線，而是採取了“各自表達”的方式。兩岸雙方形成的共識和表達方式，在當時是如同太陽東升西落一樣不用辯駁的常識，不能因為今天時空環境發生了變化，就通過否認共識形式來否認共識內容的客觀存在。
第二階段的復雜歷史經緯是：國際方面，李登輝訪美引發的台海危機引起了美國的警惕，美方認識到穩定的兩岸關係才符合美國在西太平洋沿岸的利益，表示樂見兩岸和平協商，進行建設性對話，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授李侃如甚至在1998年提出兩岸中程協議。美國鼓勵兩岸互動的態度無疑是兩岸突破僵局的良好國際氛圍。兩岸方面，大陸領導人明確表示，“台灣不管誰當權，我們都歡迎他來大陸談，同時，我們也可以到台灣去。但是，對話談判要有個基礎，就是首先必須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在這個前提下，什麼都可以談。”大陸對兩岸互動的原則、基礎、內容等都做了明確的闡述，這種情況下，就看台灣當局如何表態了。台灣方面，1999年李登輝提出“特殊兩國論”，將兩岸關係再次推向風頭浪尖、兵凶戰危。2000年擁有“台獨黨綱”的民進黨贏得了台灣當局領導人選舉的勝利，兩岸關係未來更加撲朔迷離。為避免兩岸形勢發生難以預料的衝突，兩岸雙方都在積極尋求共同接受的表述。如，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所徐博東所長訪台期間就曾提出“九二年共識”的概念。2000年4月28日陸委會主委蘇起首次用“九二共識”表述“一個中國”。之後，由於李登輝的批評，加之民進黨等綠營勢力也對“九二共識”進行抹黑，這一概念在島內和兩岸並沒有立即發揮影響力。
李登輝是對“九二共識”這個概念不滿，民進黨則是認為衹有“九二會談”或香港會談，沒有“九二共識”。這兩種態度都是值得商榷的，民進黨的態度更是別有用心。“九二共識”跟“九二會談”都有歷史事實，但是二者並不完全相同。“九二會談”是指兩岸雙方通過兩會在香港有會談這個事實，這是客觀的，不容否認，目前兩岸雙方及包括民進黨在內的各政黨均對此事實沒有任何的否認態度。“九二共識”也是客觀的歷史事實，是指兩岸雙方對於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未來共同努力實現國家統一這兩點核心意涵有共識，這是在兩岸雙方提出的八套方案中白紙黑字載明了的，也是不容否認的。民進黨不認可的不是“九二會談”，而是“九二共識”，他們認為衹有會談，沒有共識。原因在於，共識得有表達的載體，當時並沒有兩岸雙方簽字蓋章確認的“共識”，因此不予承認。但是，這種共識是中國傳統的組成部分，是被中國歷史認可的方式，就如同“貞觀之治”等歷史一樣，早就有“貞觀之治”的事實存在，名詞則是後來總結出來的。不能因為否認後來總結出來的概念，就否認概念所涵蓋的歷史事實。
第三階段的復雜歷史經緯是：國際方面，在小布什執政期間，由於“9·11事件”之後小布什政府重新將中國視為戰略合作者，更由於陳水扁在任時成為“麻煩製造者”，美國開始從對島內政黨不偏不倚的態度改為期待國民黨重新上台執政。兩岸方面，大陸高度關注第一次上台執政的民進黨的言行，關注民進黨籍台灣當局領導人陳水扁的言行，這一階段，大陸在打擊和遏制“台獨”方面絕不手軟，在謀求兩岸共同反獨方面也有著合理的期待，因此，兩岸以反對和遏制“台獨”為共同目標的力量走到一起成為歷史的必然。台灣方面，由於陳水扁當局不斷操弄“法理台獨”，不但引起了美國的強烈不滿，更引起島內泛藍政黨和民眾的強烈不滿，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均紛紛拋出議題，希望登陸緩和緊張局勢，謀求兩岸和平。國共兩黨領導人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實現了破冰之旅，達成了國共五點共同願景，贏得了兩岸和國際社會的廣泛讚譽。此後，親民黨、新黨領導人紛紛來訪，兩岸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政黨實現了良性互動，兩岸緊張的局勢得到緩和，島內“急獨”的環境得到改善，在這一勢頭推動下，2008年中國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當選執政。馬英九上台後，明確了台灣當局對“九二共識”的堅持，“九二共識”成為兩岸雙方互動的共同政治基礎，由此奠定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八年榮景。八年間，兩岸實現了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達成了23項協議，創建了一系列兩岸民間、官方交流交往的平台，實現了兩岸主管部門的制度性互動，最終達到了兩岸領導人會面的交流巔峰。期間，2012年馬英九連任的選舉年，“九二共識”更是成為當時島內選舉的最大正能量，其在影響力上發揮到歷史的最高峰。
總之，無論如何，三十年來“九二共識”在兩岸關係的舞台上獨領風騷是不爭的事實。也正是因為“九二共識”有著如此重要的作用，才會有完全不同的兩種力量對“九二共識”施加影響，並在其走勢和未來在兩岸關係上發揮的作用持完全相反的態度。這樣的概念，在兩岸關係史上衹怕也不多見。
“九二共識”成為兩岸關係核心概念
“九二共識”能夠成為三十年來兩岸關係史上的核心概念，跟它的理論張力密不可分，也跟兩岸雙方順應歷史大勢，抓住機遇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的飛躍密切相關。
首先，這是兩岸雙方關懷民生、希望解決因兩岸政治對立而產生的民眾迫切需要解決的事務性問題所產生的必然結果。197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之後，大陸對台政策發生了重大轉變，“三通”成為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目標，兩岸交流也就成為擋不住的潮流。在兩岸交流互動中，自然就產生因接觸而出現的相關事務的處理。為此，兩岸雙方本著民生關懷的初衷，在1986年5月17-20日，由中國民航與台灣“中華航空公司”，就處理王錫爵駕機來大陸的“華航”B198號貨機返台事宜進行會談；1990年9月10日，由中國紅十字總會與台灣紅十字組織就解決違反有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的居民和刑事嫌疑犯或刑事犯的遣返問題進行會談並達成“金門協議”；1991年11月3日—7日，由國台辦副主任唐樹備以個人名義與海基會副董事長陳長文，就兩岸合作打擊台灣海峽海上走私、搶劫犯罪活動的程度性問題進行會談；1992年3月，由海協會部主任與海基會處長，就兩岸公證書使用和兩岸掛號函件遺失查詢及補償業務問題進行會談。之後，才有了1992年10月27日—29日，海協會部主任與海基會處長，就兩岸公證書使用問題進行會談。此後不久，通過函電聯繫，雙方達成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的共識，這就是“九二共識”。
從上述例子可見，兩岸雙方對解決接觸過程中產生的民生問題是極為重視的。在當時，因為雙方隔絕多年，通過各種方式從海峽這邊奔赴那邊，或者從海峽那邊奔赴這邊而產生的問題尤其是法律問題確實需要解決，兩岸雙方確實也有非常積極的意願想方設法解決，這就必然會積極通過各種方式，既不涉及兩岸雙方根本無解的問題，又能形成共識，使得兩岸因接觸產生的民生問題得以圓滿解決。由此，“九二共識”歷史事實的產生就不難理解了。而在兩岸雙方的力量意識到需要攜手共同反對“台獨”，共同推動兩岸和平發展時，已經形成的“九二共識”一詞就自然成為兩岸溝通的橋樑。說到底，仍然是兩岸雙方的正能量心繫蒼生、追求和平的願力的必然。
其次，這是兩岸雙方在已經變化的時空條件下，構建“一個中國”框架下各自理論體系和政策體系的需要。台灣問題是國共內戰的遺留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因外來勢力插手而更趨復雜嚴峻，因各自政治形態的演變而在論述上出現了調整，但是，隨著兩岸交流大門的打開，雙方打交道就成為不容迴避的問題。從法理上講，兩岸雙方是因國共內戰而產生的政府繼承未竟問題，雙方對同一片領土、人民進行重疊主權宣示，但是拒絕承認對方的合法地位，這就導致交流中既有因此而產生的對“一個中國”的共識，因各自的法律體系中均涵蓋對方實際治理的地區而產生的對“誰是合法政府”的分歧，但是，雙方衹要互動，就必然產生“既有共識又有分歧”的對立統一概念體。這種情況下，既不能脫離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法律定位和客觀事實，又必須在各自法律系統、政治論述中將主權宣示和具體管理的問題解釋清楚，“九二共識”就成為了當時不二的概念載體。
第三，這是兩岸雙方抓住歷史機遇，真心實意希望用和平方式推動解決政治對立而產生的政治智慧。“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是兩岸雙方攜手實現的，但是“九二共識”這個概念是台灣方面總結出來的。儘管如此，但是當時的大陸方面為了攜手島內政治力量共同遏制“台獨”，共同推動兩岸和平發展，為了表達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完全統一的誠意和決心，毅然決然地接納了“九二共識”這一概念，並開創出兩岸關係中絕無僅有的和平發展局面。據瞭解，台灣島內的朋友對大陸能夠接受“九二共識”這個概念很意外，對於“九二共識”能夠發揮如此大的作用更是完全沒有預料到。可見，衹要真心實意地希望解決問題，總能通過中華民族的智慧，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在“九二共識”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展現出宏大的氣魄、和平統一的決心和誠心，這一做法，也給島內的政黨、政治人物率先垂範，作出了表率。
也正是因為“九二共識”的效能不斷擴大，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不斷加深，它也就成為島內“台獨”勢力尤其是民進黨急欲抹黑和毀掉的政治符號。在2012年的馬英九連任之後，民進黨內就全面開始了針對“九二共識”的選舉策略制定和實施，“太陽花學運”之後，民進黨更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抹黑“九二共識”。他們甚至用將“九二共識”等同於“一國兩制”的宣傳方式，將“九二共識”在島內“恐怖化”“汙名化”，並利用選舉勝利後掌握的宣傳機器將“九二共識”打入另冊，甚至最終使得國民黨也拿香跟拜，調整對“九二共識”的態度乃至政治判斷，最終導致了國民黨在“九二共識”表態上的機會主義沉渣泛起。至今，國民黨內有關政治人物對“九二共識”採取虛無主義的表態是更為令人心寒，甚至引起了島內藍營支持群眾的強烈不滿。這就充分說明，“九二共識”在島內依然有市場，有支持者。而我們今天通過各種紀念“九二共識”三十周年的活動，更是有必要堅持“九二共識”中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追求統一的內涵，堅持心懷蒼生的求同存異精神，為遏制“台獨”，推動祖國完全統一而繼續奮鬥！
自由討論
李振廣：“九二共識”的達成也是當初兩岸關係發展過程中探索的結果，在新的時代，我們在推進兩岸關係的過程中應該進一步解放思想，大膽探索新路徑，在堅持和捍衛“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這一核心意涵的基礎上，創新性發展“九二共識”，使“九二共識”求同存異的精髓更加清晰，通過抽絲剝繭，展示內核的方式，使“九二共識”的內容更加簡潔明瞭，更容易得到兩岸同胞的理解和認同。我認為，這應該成為我們努力的一個方向。
李義虎：我認為“九二共識”還要繼續發揮應有作用，在理解認知問題上，則要清算李登輝的政治遺產。島內不同政治勢力，包括藍營綠營，誤解和扭曲“九二共識”跟李登輝多年的引導、誤導有關，率先反對“九二共識”這個用語的恰恰是當年批准達成兩會共識的李登輝，由此又產生了一系列謬誤觀點和說法，由於李是最主要的當事人，他對別人的誤導是致命的，是源頭性的。一是否認，二是把“兩國論”套在裡面。因此，要對李登輝從“憲政改革”以來提出的島內、兩岸政策進行清算。國民黨裡面也有“獨台”，源流在李登輝那裡，衹有清算李登輝的政治遺產，才能發揮“九二共識”應有的作用，推進兩岸關係發展。
“九二共識”是要回到“一中原則”，還是繼續發揮這個詞的作用？在二十大“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中，應該有關於“九二共識”的核心意涵、歷史功效、如何繼續發揮作用的論述。對此，學術界也要做出貢獻，“九二共識”是台灣方面起名，大陸接受並成為大陸對台政策的基本立場。將來，是否可以塑造新的話語，在堅持和維護“九二共識”核心內涵的前提下，提出新的概念和論述？我們需要否定蔡英文別有用心提出的“新共識”，而要提出大陸特色的概念，既包括對“一中原則內涵”的論述，又能推動兩岸關係實際上的發展，大陸學界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謝郁：就目前形勢來看，和兩岸關係一樣，“九二共識”面臨的挑戰也是空前嚴峻，首先內外環境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台灣內部的政治生態和政黨實力對比發生了翻轉，國際外部因素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利於維護鞏固“九二共識”、恢復兩岸對話的阻力和反作用力在增加。
新的變局下，首先，針對現在那些抹殺、歪曲“九二共識”的說法，真正關心和致力於兩岸和平，親歷並瞭解1992年真實歷史的兩岸有識之士，都應該出來發聲，還原歷史的真相，1992年海峽兩岸為開啟事務性協商達成的政治共識就是“九二共識”，核心意涵就是“一個中國”，讓台灣民眾和國際社會瞭解真實的歷史，瞭解30年前海峽兩岸的中國人為了推動兩岸和平對話所做的努力，以及30年來九二共識給兩岸帶來的和平紅利，特別是在當下兩岸關係緊張的局勢下，“九二共識”所能帶來的和平紅利更加彌足珍貴。第二應該思考，如何在理論和政策有所探索和創新，在鞏固既有共識的基礎上，拓展和延伸“九二共識”的作用與功能，讓“九二共識”更具備時代感，更富有生命力。對於“九二共識”中的“共識”的部分，也就是“一個中國”進行更明確清晰的表述，對於其中“存異”的部分提出積極的、有建設性的如何化解分歧的路徑和方法。
楊毅周：九二共識雖然在兩岸有爭議。但其實質內容卻是沒辦法否認的。不管台灣當局如何否認，它不增不減，就在那裡客觀存在著。
第一，不管是一個中國原則，還是兩岸仍然向著統一的趨勢發展，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無法被否認的。因此，九二共識的本質內容也是客觀存在的。不管台灣當局如何否認，都是不可能被改變的。所以我們應該有足夠的信心、耐心和定力。不管台灣當局怎麼反對，九二共識的本質始終存在，不僅存在，而且它給兩岸關係帶來的好處也還在繼續存在。兩岸的交流，尤其是經貿交流還是在大幅度向上增長。也就是說，雖然九二共識面臨著一些困難，但實際上至今為止，仍然在發揮著它應有的作用。
第二，九二共識的內涵是客觀存在的，也是現實存在的。隨著形勢的發展，客觀的現實將逼迫台灣當局遲早要回到九二共識的立場上來。關鍵是要面對現實，從現實出發。以前為什麼會出現九二共識？就是為瞭解決現實問題。現實問題將逼迫台灣當局重新回到九二共識的立場上來。當前，中美博弈正在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兩岸之間的博弈也處於相持階段。衹有整個客觀形勢發展到了一定的時候，新的大勢將自然形成一個需要兩岸來共同解決、而且必須解決的局面，兩岸就必須坐下來進行接觸談判。兩岸一旦進行接觸談判，就一定要討論在什麼樣的基礎上來解決問題，總是需要面對現實，商量出一套解決辦法來的，形成新的共識或者是什麼精神。以前商量過，現在也一樣可以商量。
第三，九二共識是兩岸雙方妥協的結果。對於大陸來說，九二共識的內涵是客觀存在的，其表述方式也已是最後底線，無路可退。因為再往後退，就必然掉進“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的陷阱中，走向一個中國原則的反面。九二共識對於大陸來說，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礎和前提，也是底線。從客觀形勢上看，隨著兩岸的綜合實力差距越來越大，台灣的籌碼越來越少，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也必然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堅實。也許今後兩岸再行協商時，雖然不一定要拘泥於現在的文字表述，但其中的內涵是不可能再改變了。
從九二共識的歷史發展過程看，九二共識之所以產生爭議，在於台灣當局從統一的立場和國家認同改變為“台獨”的立場和國家認同。如果民進黨當局不改變其“台獨”立場和國家認同，統“獨”的相向對撞的概率就會上升，兩岸關係衹能是“更加復雜嚴峻”，兩岸關係“地動山搖”的局面也就很難避免，台灣也就成為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
從根本上來說，最後的結果仍然是回歸兩岸綜合實力的較量。九二共識的問題也衹能靠兩岸的實力對拚和博弈的結果來解決。
朱松嶺：首先，要肯定“九二共識”的核心內涵、歷史事實和實際功效，揭批島內部分政客扭曲、否認“九二共識”的言行，要把這些檔案搜集資料編輯好。更要做好“九二共識”在兩岸政治關係史上的梳理工作，以便未來發揮更大的作用。二是“應不當處不如不應”。島內部分政客否認“九二共識”，如果沒有更好的方案，可以通過豐富“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總體方略”內涵和理論體系的方式，做好對“九二共識”的總結、梳理和展望，以便為“九二共識”更好地發揮作用做好充分的準備。三是回顧，反思歷史，總結經驗教訓。回想一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8年中，難道就沒有機會把“九二共識”夯實？難道就不能書面化“九二共識”再往前走？我們可以回望一下，挖掘一下，總結一下，為什麼“23項協議”裡面沒有“九二共識”的規定？如果沒有，不簽行不行？當時走得慢一點、更穩一點行不行？充分總結經驗教訓，以歷史為鑒，應當能為新時代解決台灣問題提供更廣闊的空間。四是塑造。對我們來講，最重要就是不要太著急，要耐心，歷史還會給兩岸機遇的。
隨著涉台外部形勢的發展，中美互動新模式會逐漸形成。隨著二十大的勝利召開，對台工作會展開新局面，兩岸關係也會有新的變化。現在總結歷史，展望未來，做更多推演預案，能更好地籌劃兩岸關係的未來。比如，我們可以接受國民黨人提出的“九二共識”這個概念，未來形勢發展了，可不可以接受島內其他政黨和政治人物提出的有利於兩岸關係發展的概念呢？進一步解放思想，兩岸就多一種方案，民眾就可能因此避開更多的苦難、享有更多的榮光、開創更美的未來。
結語：李振廣
通過各位專家的分析討論，使我對“九二共識”有了更深理解感悟。
第一，“九二共識”的形成、發展乃至後來被某些方面有意曲解或誤讀，都是時代大勢推動和影響的結果。比如，20世紀80年代後中美關係改善，還有兩岸確實有交流需求，這是“九二共識”產生的最大動力。後來“九二共識”被附加了很多功能，包括兩岸“23項協議”，台灣當局“國際空間”問題，承認“九二共識”就可以去世衛大會，其重要之處在這裡。“九二共識”是時代大週期影響下的產物。但從美國“重返亞太”開始，中美關係向下走，2016年兩岸關係也向下走，使得“九二共識”的定義與論述在台灣輿論中面臨困境，國民黨對“九二共識”的態度和解讀也變了。這顯然是時代大環境與大趨勢帶來的衝擊和影響。我們想進一步推動“九二共識”發展，需要新的歷史機遇，但目前面臨一定困難。
第二，大陸在兩岸關係上的理論創新能力需要提升。40多年來，兩岸關係中的很多理念、概念、話語來自於台灣，並被廣泛接受，而大陸學者在這方面的貢獻有限。我相信大陸學者的智慧不亞於台灣，大陸學者應該更主動地就兩岸關係理論、話語、概念、方向開展創新。兩岸關係的話語環境需要我們積極主動塑造。據瞭解，王英津教授在這一方面已經做了很多理論儲備，希望未來能積極釋放，與大家共享。
第三，固同化異。在鞏固兩岸已經達成的共同基礎的同時，還要積極去化異。“九二共識”是兩岸在政治上求同存異的結果。三十年來，同的部分構成兩岸交流大橋的政治基石，而干擾和阻礙兩岸關係發展的恰恰是異的部分。但今天，“九二共識”即兩岸關係認同中同的部分正面臨漸漸被侵蝕、削弱，而兩岸關係認同中異的部分依然沒有被化解，且有被某些政治勢力加以放大的趨勢。異的部分不解決，兩岸關係還會倒退。固同化異，化異需要包容。我們要抓緊時間做固同化異的理論方案儲備。我們研究了幾十年兩岸關係，不能衹做過客，要做出貢獻。
評論員簡介
李義虎：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文旅部北京大學兩岸文化研究基地執行主任，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此外還擔任國務院台辦和國務院新聞辦專家組成員，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首批特約高級研究員，全國高校國際政治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方夏文化交流協會副會長，中國亞非發展交流協會常務理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海研會常務理事，香港《中國評論》學術顧問，美國《亞洲政治與政策》（APP）特約編委等職務。其主要著作有《均勢演變與核時代》、《世界的裂變與彌合》、《超級智者基辛格》、《新世紀的國際政治》、《香港模式與台灣前途》、《一國兩制台灣模式》、《國際格局論》、《地緣政治學：二分論及其超越》、《國際政治與兩岸關係新思維》等。
楊毅周：籍貫是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