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兔主席們的邏輯硬傷
提起兔主席想必大家非常熟悉。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期間，這位微博博主憑藉一系列對大局的分析在當時的輿論場中異軍突起。其背景也是公眾關注的原因之一，他是一位中共元老的孫子，又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高材生，所以他在作品中表現出了很高的學養，也擅長從大歷史、大政治和大國家的角度分析社會。
兔是近年一批大局型時政評論者的代表人物，在當年揭露香港反對派和其背後勢力的政治陰謀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謂有功。但最近他與其他同類博主開始接連受到讀者非議，頗有輿論翻車之勢，這也暴露了這一派的問題。
就以兔最近對疫情的一篇分析舉例。
在一篇名為《疫情防控政策》的文章中，兔主席通過他常用的大政治、大國家邏輯分析得出結論：疫情防控措施是有高度延續性和長期性的，中短期不會變，也不應該變。雖然社會對此不理解，但他認為「放開」是沒有現實基礎的，此政策決定是絕對理性的且符合社會整體利益的，老百姓就不要再浪費時間討論了。
很明顯，這是一種精英政治觀，也就是國家大政方針應完全由決策者決定，老百姓應完全聽從、跟隨，這才最能保證決策效率，最符合國家整體利益。這觀點本身沒問題，只要邏輯自洽，任何人對政治都有自己的解讀。然而，兔在文中提出的兩個論點卻暴露了其思考和敘事邏輯存在的硬傷：
「決策者和全體國民（但非個別國民）的利益完全是一致的，如果『放開』的收益大於代價，就會選擇放開；而如果『放開』的代價大於收益，就會繼續延續當前的政策
決策者一定掌握比我們更多的信息。所以不要認為自己比決策者更聰明」
第一點，決策者和全體國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嗎？現實中的就有很多反例。比如，重慶前段時間遭遇高溫40多度的極端天氣，但政府依然強制城區全員核酸，1000多萬人不得不在酷暑下排隊，果不其然有多人身體不適，然而該輪核酸只發現了兩例陽性。重慶的執政者與重慶的市民之間的利益真的完全一致嗎？
再說山東、河南有些地方，在沒有疫情的情況下搞「封控演習」，公然違反國務院提出的「九不准」政策，這些地方的執政者與當地人民的利益恐怕也不一致。
歷史上也如是。清朝的執政者和清朝的百姓的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和德國人民的利益顯然也是不一致的。任何對歷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執政者的最大利益是政權穩固，而人民的最大利益是更好的生活，二者雖有重合但從來都不是完全一致。不知接受過一流政治學教育的兔主席緣何出此謬誤。
第二點，上海封控期間，決策者如果真的掌握比市民更多的信息，那就不會出現很多地區物資供應短缺，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了。假如決策者掌握足夠的信息，也就不會出現貨車司機作為在內地疫情中受感染風險較低的群體，卻被各地限制流動，造成物流停滯的情況了。
民眾一定不如執政者聰明嗎？那改革開放初期小崗村的故事就不應該發生，一百年前的孫中山也不可能成事。歷史反覆證明，很多時候民間的智慧比執政者更高，只有能吸納民間智慧的政權才能保持活力。然而兔主席們卻鼓吹「人民無用論」、「執政者全能論」，這樣的價值觀既不符合歷史規律，也不符合中國共產黨一直堅持的人民史觀。如此，兔可謂既對不起自己受過的教育，也愧對自己的出身。
實際上，民間之所以有改變清零政策的聲音，完全是老百姓在生計與生命之間做出的最樸素、最現實選擇。這也是有專家意見支持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傳染病學專家李蘭娟在近期接受媒體訪問時提到，新冠疫情未來必然會回歸到乙類傳染病管理模式，也就是非「封控隔離大規模檢測式」的管理模式。
相信中國民眾大多支持疫情前兩年的防控措施。在沒有疫苗沒有藥物且病毒致死率高的情況下，清零政策能最大程度保證民眾生命安全且維持經濟發展。然而時局變化，自從Omicron 開始流行，疫情的性質已經不同。我們有了疫苗和藥物且病毒致死率降低，隨之而來的是大幅提高的傳播力，延續這種模式就破壞了生計與生命的平衡。那我們是否還要為了現在這個病毒而動用如此多的社會資源，製造如此大的不確定性去防控？是否有其他方法，最大程度的降低疫情對人民生命的影響，同時盡量恢復正常生活？這只不過是一句類似「人胖了是否應該買新衣服？」的簡單提問。因為老百姓才是真正要「穿衣服」的人，瘦衣服勒得自己喘不過氣才要發聲。
然而像兔主席這樣的評論者最大的缺陷就是沒有同理心。他們是大國家主義者，對於小民的生計漠不關心。疫情反覆之下，有多少企業倒閉，有多少民眾失業，似乎從不出現在他的評論中，有的只是大國博弈、大政方針。但國家是一個一個的人組成的，走在自家社區的街道上，看到一家一家關門的店鋪，不知兔會怎麼想。看到商場冷清的人流，看到附近大學整個學期被封閉在校園內、畢業後連實習都難找的大學生們，看到各行各業裁員的消息，不知他有沒有觸動？如果這都沒有，那是否可以稱之為愛國？
或許兔主席長期在自己的邏輯內打轉思維已經偏頗，或許他的身份讓他不得不只說某些話，或許他的出身讓他一直活在金字塔尖，看不到眾生疾苦。無論是哪一種，如果想做一位合格的評論者，兔主席們都要修正自己的三觀，否則有再多的知識，再高的學養，再深刻的思想，也只是冷漠的、自說自話的、高高在上的機器。社會需要客觀理性的討論，而不是預設立場的詭辯，如果連討論政策都被說成是添亂，那比政策失靈本身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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