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凌：抗戰老軍醫敘舊

三年疫情，中斷了港台兩地的實體交往，現在復常了，民間一下子熱絡起來。想起生活在台北的抗戰老軍醫鄒傳愷先生，疫情前那個春節他九十五歲。

那天在台北的一家餐廳見到鄒老，他由在香港城市大學建築學院當教授的兒子鄒經宇用輪椅推着，胸前戴着一枚慈善機構贈與的「Rotary」徽章，那是對他退休後從事慈善活動、關心弱勢群體的肯定。

見面時他取下帽子，欠一欠身子，以示禮節，之後順手把帽子掛在輪椅手柄上。年事雖然已經很高了，但是不能用老來形容他，圓形臉，五官大方，屬於那種天塌下來都能保持笑容的樂觀派。

「十年前我讀到一篇報道，講述一對抗戰軍人的愛情，裡面的男女主角，竟然是我的父親母親。那時候我才知道，原來他倆的戀愛史那麼浪漫。」飯桌上，鄒經宇教授講述他父親母親的愛情。

鄒傳愷早年畢業於「中央陸軍軍醫學校」，即早期的「北洋軍醫學堂」，一所於1902年在天津創立的軍醫學校。他參加過長沙三次會戰，1949年去台灣，被授予軍醫中的最高階少將軍銜。行醫七十年，得過很多獎章很多榮譽，是台灣地區的頭號神經外科醫師、教授，帶出過一批優秀弟子。馬英九給他寫過親筆信，表彰他對醫學界的貢獻。

「從前我給人家開刀，現在人家給我開刀。今年動了兩次大手術，身上有三個器官是人工的。」鄒老先生長沙人，帶一口濃濃的湖南湘潭腔，說話幽默。

「逃過大難，爸爸您又可以輕鬆面對人生了。」孝子鄒經宇緊接父親的話補充道，是兒子對老父的鼓勵。

「那時候能學醫，真不容易！」他們夫婦都從醫，我很想知道更多。

「我家祖傳中醫，到了我，就選學西醫神經外科了；到了我的兒女們，就沒人學醫了。好在有一個孫子學醫，把斷了的祖業給續上了。學不學醫倒不要緊，能在自己喜愛的領域做出成績，也不錯。」說話間，他看一看兒子，沒有責怪的意思。這一對父子可謂各有執着，彼此尊重。

「早年父親走軍醫外科路線，母親在協和醫院作護理，兩人在不同的體系抗日救國。抗戰期間，他倆在一次撤退時認識。在戰爭中相遇，在戰爭中戀愛，後來又因戰爭各奔東西。分別七八年，用書信往來寄託感情，有一段時間無法通郵，雙方都以為今生無緣再相見了，結果又在台北重逢。之後戀成正果，結成美滿姻緣，育下我們孩子三個。」鄒經宇述說父母的戀愛史時，老父鄒傳愷一臉自滿的樣子。我們遺憾，那天沒能見到當年的軍醫中尉、九十三歲的夫人。

鄒傳愷先生口齒尚清楚，思路尚敏捷，記憶還清晰：「那時候日本人把衡陽炸得稀爛。四三年是抗戰最艱難的年份，我們的學校經常轉移，雖然是學生，但是戰事繁忙時我們不能只讀書，要一邊讀書一邊上前線救治傷兵。」

「醫護人員會不會比作戰人員安全些呢？」我問道，話一出口又在心裡掂量是否提問得體。

「一點不，日本人不管你穿白色還是穿綠色，不管你是拿槍的還是抬擔架的，統打。」

「害怕嗎？」

「不怎麼怕，那時候年輕，個個都滿腔熱血。」

「一九四九年我隨老師同學南下，帶着美製的醫療器材從江西到海南島，從海南島到台灣。撤退時我不讓父母跟着，以為自己很快就會回去，結果……。」

到台灣後，鄒傳愷參與了建立台灣國防醫學院，以及組建神經外科學的工作。之後移民美國，後來又回台灣居住，他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一九八三年鄒老第一次回大陸，當時長沙還沒有航班，他從台北轉機香港，從香港轉機武漢，從武漢轉乘火車，最終回了老家。

用餐時鄒老還摸出手機，給我們看他當年的結婚照，看幾天前他寫的毛筆字，以及不久前一次神經外科研討會的合影，合影中他坐在正中，周圍很多是他的學生。記得當他看到我在紙張上記錄他的話時，說他已經看不了這麼小的字了。出於字太醜的緣故，我趕緊合攏紙張，不好意思讓他看見。

那天聽他講在老家的八個兄弟姐妹；講初到台灣時通過在香港的朋友把自己的情況帶回大陸，告訴家人他還活着；講當年的軍旅生活和愛情點滴，以及在戰場上抬擔架運送傷員的情況，還講女朋友在戰場上受傷的經過。他講到2019年11月收到蔡英文寫給他的賀卡，表彰他對醫學界的貢獻，又表示儘管如此，他依然不喜歡蔡英文。我問他為甚麼不喜歡，他說不喜歡她搞台獨。

「有朋自遠方來，爸爸特別高興，今天一大早就念叨着出門。」鄒經宇教授說。老人家的老觀念強，家鄉情節深厚，大陸改革開放之初，他是第一批回大陸探親的台灣人。那天與他告別時，他舉起右手，行了一個軍禮，很嚴肅，很正規，也很可愛。

據資料，鄒傳愷在兩岸的國防醫學院互訪時，接受過採訪和報道；在北京邀請抗戰老兵參加國慶觀禮的名單中有過他，只因當時他身體虛弱，未能前往。鄒傳愷，為中國的抗戰勝利做出過不平凡的貢獻。我想到電視劇「特赦1959」，一部改編的抗戰歷史片。鄒傳愷的事跡沒有經過改編，我想，在他的腦子裡，一定還裝着許多珍貴的抗日救國事跡，只是遺憾沒有足夠的時間聽他一一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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