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咏紅：中國該不該出台大規模刺激經濟政策

 

美國媒體爆料中國正計劃重大措施刺激經濟、多名中國財經分析人士疾呼政府加大力度「救市」已經一個多星期了，傳說中的「重大刺激措施」仍未見影子，話題也淡了下來。

要說中國政府對經濟不着急、按兵不動也不對。6月中旬以來，當局採取了一連串降息，又延長新能源車購置稅減免政策到2027年，都是振興經濟的措施。只不過，相對於企業和市場人士引頸以盼的大規模刺激，這些政策只是「毛毛雨」，或如學者比喻的是「擠牙膏」，與預期有距離，反而導致社會和市場氣氛更失望和低迷。

何謂大規模振興經濟配套？很多人記憶猶新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政府出手又快又狠地在當年11月宣布，將在兩年內安排4萬億元（人民幣，下同，7500億新元）資金強力啟動內需，促進經濟穩定增長。中央政府承擔4萬億中1.18萬億元，用於改善民生與社保水平、技術改造、生態環境保護，並大興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包括將原先規劃的公路和鐵路等基建工程加速推進。

當時，4萬億經濟刺激配套的效果立桿見影，中國的經濟增速從2009年一季度的6.1%探底低點，迅猛上漲到二季度的7.9%，三季度的8.9%，到第四季度已高達雙位數的10.7%。中國領先全球擺脫金融危機的影響，實現V型復蘇，不僅避免了恐慌和大規模失業，還大大提升了國家競爭力。

不過，4萬億的功過是非爭論也不少，其中一些嚴重負面影響延續了多年。比如，4萬億配套帶來漲幅超過一倍的中國股市小牛市以及漲幅近一倍的房市，但刺激計劃的失控也導致信貸過度擴張，加劇了經濟失衡。如脫韁野馬的房價是很顯眼的負面效應，到2010年4月30日北京在全國率先出台商品房「限購令」，上海、深圳、廣州等其他一線城市隨後紛紛跟進，漲勢就擴展到二三四線城市……

那輪強刺激留下的結構性問題、產能過剩問題，讓中國在之後好些年一直得努力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來矯正要素配置的扭曲。

因此，從中國上屆政府至今，從總理到央行、發改委官員，都多次口頭強調或通過行動體現，堅決不因經濟下行壓力搞大水漫灌式強刺激，這漸漸成了另一種思考的慣性，需要更強大理由來反證強刺激的必要性，才能扭轉。如果要再次推出大規模刺激政策，可能還需要政治力與政治意志。

另一方面，中國至今遲遲未出台大規模經濟振興配套，除了觀念上的原因，也有資源不足的現實困境。經過此前三年的防疫封控和隔離開銷，中央與地方政府財政迴旋餘地已今不如昔。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2022年9月，中國債務總額接近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00%，一些地方政府的現金流通常不足以支付利息，這局限了政府推出振興配套的能力。

在中國國民高儲蓄率的情況下，政府其實還有空間擴大規模舉債，但是另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是：當前企業與消費者信心皆不足，刺激經濟措施的回報已大不如前。刺激政策的規模必須非常大，才能產生一定的刺激效應，而就算出台了大規模的刺激，效果恐怕也不會很顯著。

不少學者認為即便如此，中國政府還是需要出台大規模的刺激政策，趕緊行動起來穩增長，逆轉負面預期，切勿失去了增長動能和中國在中美競爭中的經濟優勢。另一些專家認為，大規模刺激措施無法解決中國根深蒂固的結構性問題，只會使不可持續的模式再拖延下去。中國必須轉變經濟增長模式，改變對房地產的依賴，為此承受陣痛不可避免。

上述兩種考慮都有道理，也各有得失，甚至是巨大的得失。如何在這兩難之中做選擇？中國可以做的也許恰恰就是要避免走極端，以靈活、動態調整的彈性做法，走出一條最優路線。

眾所周知，中國制度的特點和重大優勢，就是能擘畫計劃和長遠未來，統一全國意志與集中力量，以咬定青山不放鬆的持續力，按藍圖去一步步接近目標——直到另一場重大危機爆發迫使原目標調整或放棄，否則較少動搖與進行動態調整。這就好比疫情期間當決定「清零」時，就全國一路堅持到底；一放開又是迅猛急轉。

多年來，這種危機驅動的模式讓中國爬坡過坎，但過程中也付出了代價，如何讓成本不至於過大，體現的就是政府把握全局的能力與藝術。

即使中國第二季經濟復蘇動能減弱，但跨國企業仍盯着中國的機遇，中國如今重點發展的新能源汽車、半導體、機械人都有光明的前景，都在保障着中國經濟的未來。然而，高科技產業吸納就業的能力遠不如服務業，不足以解決中國龐大的人口就業需求，因此，中國仍應採取適度刺激措施來緩衝經濟減速對民生的壓力、深化改革以讓私營部門有更廣闊空間與得到法律保護，在各地以更有針對性而靈活的政策，增強投資與消費者的信心，讓這個陣痛期儘可能短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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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