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給19歲的我》風波中，我們就看到因這種扭曲情緒而產生的價值翻轉──人們從一開始支持這齣描述學生的電影，到後來得悉張婉婷加入了政府的「推廣香港新優勢專責小組」，便發生了「強者─弱者」角色身分反轉，立刻轉為對張婉婷口誅筆伐，而「真相」就是學生權益不受重視。過程中只見「帶風向的人」利用人們的受害者情結任意顛倒價值，鼓勵報復和攻擊，令從眾變成加害者和鯊魚群。然而，這種操控只會成為人們轉化的阻礙，讓個體陷入無限的負向循環中，逐漸喪失活着的動力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