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慶成：融和還是封閉？
連接香港、珠海及澳門的港珠澳大橋。(文匯報資料圖片)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早前在全國“兩會”（政協和人大年會）宣讀的年度政府工作報告中最大的“亮點”有兩個，除了首次提及“港獨”，還有首次把“粵港澳大灣區”寫入報告。這意味著議論多年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設想，已經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的層面，中港兩地的融合步伐在未來預計還會進一步加快。
一向緊跟中國政府路線的香港特首梁振英顯然看到了中央政府的意圖，時隔不到一個月，就率團一連三天到訪廣東大灣區六大城市，考察當地的城市發展，向中央展現自己領導的香港政府非常重視參與大灣區發展的工作。
但放眼香港社會，近來對“大灣區規劃”的看法卻是眾說紛紜。建制派陣營當然是一片讚好，認為香港若能抓住此重大機遇，將可以改變香港發展速度落後於深圳等周邊城市的狀況。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更形容說，大灣區發展是香港“百年一遇的機遇”，可以為港人締造更多機會。
相比之下，泛民主派對“大灣區規劃”卻持冷淡甚至是抗拒的態度。不少人指出，近年中港融合問題多多，以致香港本土意識抬頭。如今中國政府又推出一個兩地融合的規劃，難免令人擔心大陸會進一步侵蝕香港。
確實，香港九七回歸中國後，有關中港合作或融合的規劃可謂多不勝數。過去幾年，中港融合更是不斷加快和深化。但在這個過程中，也引起了越來越多港人不滿和抵觸。
港人對中港融合的不滿，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過去十多年，香港基層民眾普遍沒有感受到兩地融合所帶來的好處。在中港融合的政策下，香港富人階層牟取暴利，有錢人財富的升幅令人瞠目結舌；同一期間，低下層的實際薪酬不漲反跌，反而成為了受害的一群，加劇了社會貧富懸殊問題。
二是中港融合逐漸侵蝕了“一國兩制”界線，漸漸由以往的“河水不犯井水”演變為“河水快淹沒井水”。自由行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自從2009年中國大陸實施自由行“一簽多行”，大陸居民赴港更方便，大批水貨客南下搶購奶粉，導致香港家庭買不到奶粉，市民生活深受影響，時因小事和大陸人發生衝突。
由中港融合而衍生出來的上述一系列問題，也正是全球各地在過去多年推行全球化所面臨的困境。全球化固然有利資本和高技術勞工，他們可以在世界市場中自由游走獲利，但非熟練工人卻仍然受到國家邊界旳限制，面對海外廉價勞動力的激烈競爭，成為弱勢群體，使得社會呈現出“強資本、弱勞工”的現像。
由於低下階層的生活狀況沒有改善，近年世界各地也越來越多人高舉“反全球化”旗幟，走上街頭，上演各種保護主義的政治運動，如美國的“特朗普現像”。
在香港，同樣冒出了本土主義思潮。從港珠澳大橋、高鐵、新界東北發展，到近來的西九故宮及粵港澳大灣區規劃，許多港人“凡融合必反”，與其說是泛民在背後策劃，不如說是港人日益不滿中港融合這種全球化的速度過快，擔心“被吞併”的結果。
香港建制派聲言，如果“大灣區”這個發展概念能夠落實，將可以造就全球最大的城市群，為香港帶來的經濟效應可想而知。但現實情況卻是，目前香港的反中港融合動力可能已經超越了支持融合的動力。這個概念在今天推出，恐怕只會遭遇到香港社會極大的阻撓。
當全球各地都在反思全球化的弊端、探討在全球化下如何促使社會更加公平之際，北京當局在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的同時，或許也應該深思如何在尊重中港兩地各自特色的基礎上，有序而不是急速地加快中港融合的步伐。
須知道，大力打開大門只會引起反彈；倒不如慢慢開門，才不致於會有太大的反響。近年中國中央政府愈是急於推進中港融合，以消滅“港獨”思潮，中港矛盾反而愈見加劇，而今的事態發展恰恰顯示中央就是沒有看透這一個道理。
原文刊於「聯合早報網」，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