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遵義：粵港澳三地人才培育及發展
圖為廣東自貿區深圳前海蛇口片區。（大公報資料圖片）
人力資源規劃是長期的，需要時間，我們是說百年樹人，也許不需要一個世紀，但肯定在一二十年或甚至一代人之間。如何統籌規劃，還取決於經濟的遠景。我們希望看到粵港澳大灣區(包括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東莞、肇慶、惠州和江門等11個城市)，在20年後，是怎麼一個景象？我們祈望大灣區屆時是一個知識型的經濟與持續創新的基地——這將確保大灣區內的人均所得，與一般居民的福祉，能夠持續提升。假如要成功的話，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人才？我們如何培養、吸引和挽留這些人才？我們需要做些什麼？
首先，我們需要建造一個創新生態系統。眾所周知，創新需要資金、人才與創業精神。然而，它需要的不僅僅是資金、人才與創業精神。它需要的還有：
第一，必須是不但成功有獎勵，包括智慧產權的有效保護，而且還容忍失敗——讓發明家和創業者有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的機會。假如沒有第二次或第三次機會的話，願意冒險創新創業的人會少得多。
第二，企業內部和企業與企業之間應當有開放的溝通交流，員工也能自由跨企業流動，交換和分享經驗、心得與知識。
第三，研發和試點製造都需要相當大的固定成本，必須有一個大的潛在市場，才有攤銷的可能。這意味著在大灣區的城市，必須跨邊界協作與合作。香港和澳門本身的市場都太小，無法成為獨立的創新樞紐。
其次，我們需要改造文化。科學與技術革命取決於突破性的創新（例如互聯網、瀏覽器、光纖等等）。突破性創新的發生取決於兩件事：第一，基礎研究——只有通過基礎研究，才會有"大創意"的發現，才能推進科技的前沿；第二，不怕挑戰既定的理論與權威。一個例子就是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對牛頓力學的挑戰。一般來說，東亞人，不單是中國人，尤其是那些留在東亞工作的人，太尊重權威，不敢挑戰既定的理論。在科研方面，應當以尊重真理取代尊重權威。
學徒制度在科學家訓練中仍然十分重要，最關鍵的是老師們願意傳授學生他們全部的知識，一些沒有隱藏。此外，道德教育亦是非常重要，科學家需要知道什麼應當或不應當做。
粵港澳大灣區如何能夠成為可持續的創新樞紐？創新樞紐成功的關鍵，取決於它能否在自我內生的條件下，持續不斷創造與產生嶄新原創的基礎概念。因此，創新樞紐必須擁有世界第一流的、從事基礎研究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美國的硅谷（與斯坦福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128公路（與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是兩個成功的例子，這些大學是世界各地有學術抱負人才（包括教授與學生）的磁石。大灣區有潛力發展成類似硅谷與128公路的創新樞紐，但需要在研發方面投入更多的資源，尤其是香港。
大灣區11個城市的政府應當允許它們的研發經費在各城市之間自由流動，也應提供額外的長期科研資源，以便該區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可以達到國際最高的學術卓越標準。這些大學一旦能達標，就有條件內生性地持續下去。但企業卻不一樣，它們來來去去，不一定能永久存在。曾經稱霸一時的大企業，例如RCA、貝爾實驗室、施樂公司、諾基亞、黑莓和雅虎等，都已經或正在逐漸成為歷史陳跡。
除此以外，一個樞紐的成功也取決於它往來的企業與人員的數量和質量，其數量與質量則取決於企業與人員的預期。這預期是有自我實現性的：假如發明家和創業者都預期在這樞紐會找到風險投資家，而風險投資家也預期在這樞紐會找到發明家和創業者，他們兩者將都會不約而同率先在這樞紐出現，交易就會發生，這樞紐也會因此取得成功。經過持久（十年或以上）和專志的努力，大灣區有機會成為亞洲和世界的創新中心。
另一個大灣區應當做的事是設法吸引遷移者（movers）！一般來說，遷移者比留下者（stayers）努力，因此遷移者平均比留下者成功。我舉三個例子：
第一，在海外成功華僑的家鄉，例如汕頭和廈門，經濟往往都是不太發達，遷移者比留下者成功得多。
第二，美國在自然科學和工程學的研究生，大部分是來自中國、印度與俄羅斯，都是遷移者，並非來自美國，因為自然科學和工程學對美國學生來說，都是太難了。
第三，在所有我國的經濟特區裡，包括海南、汕頭、廈門和珠海，深圳是唯一成功的。整個深圳市的人口幾乎都是遷移者。
我的結論是：資源的投入當然需要，但文化的轉型仍然是大灣區成為世界級創新樞紐的最重要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