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景宜：滯留的時光 香港人何去何從
泛民本土派的抗爭遊行改變不了政治結構，和平的選舉突破不了現有制度，民選議員在前政府的政治任務下被撤銷資格，香港人又再出現嚴重的無力感。與六七十年代「借來的時光」的不一樣，二十一世紀的新生代感覺自己只是長時間滯留的過客。當留港的年輕人都有著「滯留的時光」的心態，中央和特區政府承襲於英殖年代的治港方法又是否管用？
英殖時期香港人長期處於無力的狀態，英人優先，除卻少數華人領袖，香港人的政治參與空間近乎零。直至六七暴動後，開始出現變革，慢慢發展至有限度選舉，但權限只集中於管理市政事務，立法層面由少數間選代表點綴。按照社會學學者金耀基教授的分析，殖民地時代的港英政府，把大部份政治訴求，用行政吸納政治的方法來處理，利用經過嚴謹考核的政務官制度，作為社會階梯，再加以各式各樣的諮詢委員會，有效地將精英的影響力引導至政策落實當中。
港英政府也有意無意地無限放大「自由」較「民主」重要的概念。政府將不少參政的渠道鎖死，但容許市民自由選擇宗教，生活方式等。批評政府的發洩途徑也有，在九十年代更開放立法局讓港人參政。而不少港人大都覺得反正都是借來的時光，只要能夠洩洩心頭之狠，香港人便自覺享有自治的快感。倒是最近英國檔案處解封的文件看到，原來不少富豪和官員都謀求拿到英國國籍和移民，可見當時有權有勢的人，把香港只當作寄居地。
港英政府亦充分利用港人的政治無力感，再結合近二十年的的經濟黃金起飛期。人民生活富足安穩，政府就把港人的聚焦點轉移至發展與娛樂上，做就大量經濟動物，香港也有了東方荷里活，美食購物天堂的美喻。打著不干預政策，自由港的旗號，催眠大眾享有高度自由與文明。
民主訴求不獲制度接納 港人沮喪
回歸後，特區政府在「港人治港」的理念下，一心打破「借來的時光」的思維，證明自己當家作主都可以闖出一片天。但首任特首任期都未完，便發現此路不通。回歸前後出生的一代滋長出更多的民主訴求，但就不獲制度上接納。梁振英上台後企圖重用英人手法，一次又一次把公民社會壓下去，令市民感到沮喪，重新產生政治冷感。另一邊廂則不斷開設各式各樣的官方委員會，企圖吸納社會聲音。
在他任內最後一年，香港人一般對政治制度感到失望，並且放棄再進行激烈的訴求。不少人認為遠離政治，做所謂「港豬」才是明智。不少人認為移民離開香港才是出路，但現在西方國家不像當年歡迎移民，也沒了「居英權」的一個方便的缺口讓他們大量流走。他們感覺自己處於「滯留」狀態，既不想留下，又未能離開，部份人把對社會失望情緒，化作更激進的批評力量。
這種「滯留的過客心態」為特區政府帶來更大壓力，而特區政府手腕亦未如港英政府般純熟。過去五年，特區政府在壓抑民主訴求的同時，卻沒能力利用制度將社會精英「吸」進去，而且將其排斥在外。梁特的問責制下，政務官被打為死板官僚衙門，委員會只邀請想「坐政治便車」的支持者進內。
而在回歸後香港電台的爭議，基本法23條立法，梁振英動輒起訴傳媒的手法，加上無數傳媒集團被具中資背景的財團收購，都令香港人感受到一陣自由在萎縮的意味。原本一面「壓」一面「放」的制度，天秤只見側重於「壓」的一端。失衡的天秤自然無法理順社會的爭端。
宜重建吸納精英制度 緩解矛盾
劉兆佳教授在1978年提出的「功利家庭主義」（Utilitarianistic familism），指香港人普遍對政治提不起興趣，政治態度被動，只理會個人及家庭利益。說穿了就是只要有利益就沒有民主訴求這回事。不過中港兩地在經濟文化上的逆位，所謂的「利之所在」已成過去。港府無法憑藉當日經濟起飛的神話吸引市民投入發展的懷抱。要人關注娛樂八卦，但港人曾賴以自豪的廣東話娛樂事業，亦被北方市場淘空，連同「去地方文化」的大政策背景下，港產娛樂再不見輝煌。
從執行上考量，新政府可以重建有效吸納精英的制度，尊重公平考核，能者居之，或許尚可短時間內緩解社會矛盾。但要擺脫「滯留的過客心態」，需要政府長時間有放手的雅量，讓市民重拾自由的空間，與市民重建互信，共同尋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才可扭轉香港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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