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金鋒：如何排解社會不安情緒？
香港回歸二十一年來，發生了大大小小的經濟衝擊和政治事件。一些評論認為，大眾的政治參與感愈來愈高，但其實普羅大眾對政治的關心度，並非一直處於高漲的狀態，反而是有高有低，近年更是轉趨冷漠。只要看看 Google Trends，就不難發現，其實香港人愛搜尋的資訊是電視劇，旅遊資訊等。曾任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的社會學家劉兆佳教授，在早年的著作就指出，香港人在政治中扮演一個積極旁觀者的角色，只是觀望而少參與。但是政府只要有一些失誤，隨時會翻起反對情緒。近月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證。
對於香港人似乎是日益高漲的反對情緒，主流意見都傾向以經濟上的不景氣去解釋這個現象。香港的堅尼系數由1996年的0.518上升到2016年的0.539，堅尼系數是一個常用於反映社會財富不均的指數，又以0為最小及1為最大，數值愈接近1即收入愈不平均。一般來說，當堅尼系數超過0.4這條警界線時就已經算是偏高，提醒從政者需要留意社會上因財富不均而造成的負面影響。
讀者可能會問，其實香港都已經在高貧富懸殊的狀況中近幾十年，為甚麼要去到近期大家的不滿才會「爆煲」呢？為什麼這麼多人要申領綜援和輪候公屋？
經歷過香港發展黃金時期的中年人們，不時會懷緬過去的「獅子山精神」，亦即努力苦幹就會得到向上流動的機會。然而，今日高學歷的一代正面對著「向下流動」的景況：隨著香港經濟單一化和增長放慢，加上全球競爭日漸激烈，如果不能擠身尖子的行列，一般大學生再努力也只能維持現有的狀態，更遑論有更好的發展。不少人為要維持生計，不惜接受一些不合理的工作安排，結果就捨棄了自己的健康和生活。
貧富懸殊的負面情緒加上失去向上流動的希望，即使是再不想關心政治的市民，都會將責任歸咎於未有及時去調控市場的政府。與一般小市民不同，政府擁有的權力可以透過硬性的監管、立法或軟性的建議去減緩收入不均的問題，而這些介入不一定要透過提供福利達致財富再分配。不過，過往幾屆政府都以「少做少錯」的態度去處理這個問題，給予自認是貧苦階層的民眾一種拖延的印象。既然不能透過常設的「討論、討論再討論」去令政府回應，大眾的負面情緒就會推使他們使用制度外的方式表達。
另一方面，西方一些已發展的地方都出了原子化（Atomize）的現象，意指大眾之間的關係日漸疏離。簡單以言，傳統上維持人際關係的方式（比如是家庭、學校、工會等等）愈來愈少，個體容易感到孤獨和失去對自己生活的控制。而示威這類集體行動正好是抗衡原子化的一種方式：透過共同宣洩對現狀的不滿，表達自己的想法並得到認同，參與者能夠與其他人建立情緒上的連結，因此滿足到精神上的需要。
令人擔憂的是，針對近期的集體行動，政府多以示威者不明白現況、陰謀論等等去定性市民的不滿。即使政府希望以一些小型的經濟措施去平息部份人的怒火，但這些手段大都只是治標不治本。筆者寄望政府能夠用心體會來自社會的不安情緒，不要只僵化地講行政講制度。政治不只是紙筆上的策略，它更是情感上的藝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