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德財：律政司覆檢三子刑期是為新政府添煩添亂
（大公報資料圖片）
2014年9月26日晚上，黃之鋒、羅冠聰及周永康「抗議人大831決議」的晚會期間，號召學生衝入「公民廣場」，與保安發生衝突，最後警方到場驅散人群，拘捕三人，成為雨傘革命的導火線。三人於2016年被判罪成，分別判處社會服務令及監禁緩刑。事過境遷，事件造成的撕裂本已開始撫平，可惜近日律政司認為刑罰太輕提出上訴，最後上訴庭改判三人監禁六至八個月，使案件於民間再起波瀾。
坊間出現的許多質疑聲音，其實都相當理性，非因「藍絲」或「黃絲」陣營而盲目支持或反對判決。首先大部份人都尊重法律，對於當初原訴庭判處黃之鋒三人罪成，並無異議，只是對律政司覆核刑期，以致上訴庭法官的量刑理據存在相當大的疑問。巿民大都認為當晚強行進入「公民廣場」是不恰當的行為，畢竟大眾的核心價值都認為，抗議集會應是和平提出訴求和表達意見。縱然近年多了激進泛民人士譏諷這種「和理非非」的態度成效不彰，但普羅市民都知道，暴力行為只能帶來一時痛快，對訴求毫無益處；反而會為社會帶來負面影響，甚至觸動中央的神經。
市民多明白衝擊是不恰當行為
既然如此，為何許多市民對政府的做法不敢苟同？其一，上屆梁振英政府管治風格強硬，對政黨親疏有別，以致推行政策均欠缺廣泛民意基礎，大部份競選承諾亦「找不到數」。這種種都使巿民對政府怨氣日深，加上人大831決議讓民眾特別是年青人對香港政局絕望，終致雨傘革命爆發。所謂「法律不外乎人情」，在當時嚴畯的社會環境下，上述三人當晚行為為不少巿民「出一口氣」，雖然是法理不容，卻是情理之內，社會自然有許多人認為他們的作為是可以理解的。
其二，有法律界人士指出，律政司過往從來未就公眾集會時拘捕人士的判刑而提出上訴，今次一反常態上訴，自然被視為是政府對上述三人的政治打壓，甚至指是蓄意使其無法參與立法會補選。但其實在其他類型案件，都有律政司就判刑過輕提出上訴的例子，例如2010年包致金侄女Amina Mariam Bokhary因襲警罪成被判感化一年，律政司就判刑過輕而提出上訴，最後改判監禁6週，裁決就獲公眾讚好，認為是彰顯公義。因此律政司對三人刑罰提出上訴，不能斷言存在針對性。支持覆核羅冠聰三人刑期的人，同樣可以認為是彰顯公義，認為律政司只是未有因三人的知名度而退縮，繼續堅守職責而已。
判詞指早有預謀 觀點惹質疑
其三，為探討上訴庭法官對上述三人的判罰有沒有政治考量，筆者曾上網細心閱讀了上訴庭對三人的判詞。坦白說，雖然難以判斷法官的判罰有否偏頗，但部份法官的觀點卻令人難以信服。法官認為上述三人向與會入士派發「被捕人士須知」，是有預謀策動非法進入政總。但反過來想，作為集會的召集人，是有需要事前周詳考慮各種可能的情況。既然進入政總是其中一個可能性，派發「被捕人士須知」為參與者做好心理準備也是合理的。三人的行為最多只能推測為未有盡力阻止，但有否背後順水推舟則難有定論。要策動一群人去做違法的行動，必須上下齊心才能行動一致。如果下方的人不為所動，任三人喊破喉嚨也是徒然。何況根據警察守則，警方亦有責任向被捕人仕派發「被補人士須知」，難度可以指控警方也是早有預謀策動？
撰文的今日是星期日，新聞報導今日有多個民間組織及政黨下午發起遊行，下午3時由灣仔修頓球場出發遊行至中環終審法院外，聲援在囚抗爭者。根據截稿前的警方數字，最高峰時遊行有22,000人，是繼中環佔領行動後，參與人數最多的一次抗議行動，足以反映很多市民對律政司的做法及上訴庭的判決反感。
律政司雖有權 覆核非明智
總括而言，雖然三人理虧在先，上訴庭法官量刑的理據亦具爭議，自然激起民間不滿。律政司即使有權覆檢刑期，卻並非明智做法；此舉不但有違民意，又挑起撕裂的傷口，絕非上任後一直鼓吹和諧的林鄭月娥特首希望看到的結果。
林鄭月娥上台後，香港迎來了久違的安寧，無論在西九發展、高鐵一地兩檢等議題上，巿民都沒有像過往般慣性反對，願意細心聆聽政府的政策理據，現在實不該再挑事端；律政司長不顧下屬的反對起訴三人，是為新政府添煩添亂。事到如今，三人既已作上訴，司法問題只好留待終審法院解決，政府目前應著眼於改善社會民生，包括改善房屋政策和經濟發展，希望能分散大眾對案件的注意力，減少社會的怨氣。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