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遵義談大灣區成功關鍵

在打造這個世界級知識型持續創新樞紐的過程中，大灣區十一個市如何協調發展？香港有何發展機遇？有何獨特優勢可以發揮？帶著這些問題,《思考香港》、《香港頭條》記者獨家專訪了香港著名經濟學家劉遵義教授。

 

劉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作為加州柏克萊大學的博士和斯坦福大學的經濟系教授，見證了矽谷從零開始的成長。早在八十年代，他還是第一個向中國引入經濟計量學的著名經濟學者之一。

 

他認為，大灣區人口6千8百萬，與英國總人口相若。英國目前是全球第五大經濟體， GDP差不多兩倍於大灣區，人均GDP超過4萬美元。但以大灣區經濟現時增長的速度，十年可以翻一番，到2027年趕超英國不是夢。

 

不過，劉教授強調，大灣區作為國家級的發展規劃，需要有頂層設計，比如由國務院發改委主導，避免地方各自為政。在具體的角色上有所分工，有所為有所不為。各地市不要重複建設或惡性競爭，因為大灣區不是零和遊戲，一定要雙贏或多贏，才能實現1+1大於2的協同發展效應。

 

舉例說，香港國際機場已經飽和，規劃中的第三跑道十年以後才有可能投入使用。隨著港珠澳大橋的落成，運營不飽和的澳門機場，完全可以負責香港以及大灣區私人飛機的起落。這樣即可舒緩香港機場的壓力，把私人飛機起落全部轉移到澳門機場，又可讓“吃不飽”的澳門獲益，“兩家著數“。珠海機場可以成為東亞、東南亞的跨國空運快遞中心，角色相當於美國田納西州的孟菲斯市。

                                            

 設立大灣區機管局  港珠澳各有分工

 

優勢互補、錯位競爭的合作可以很多，需要各持份者深入思考。香港和深圳的機場假如有高鐵接駁，車程在十五分鐘之內，就可以分流乘客，港澳與內地班機在寶安國際機場起飛與降落，飛海外的航班則疏導到香港國際機。

 

深圳是大陸唯一與香港接壤的城市，雙方的優勢互補尤其明顯。中國這兩個標杆級城市，可以成為創新、創投與融資中心，融匯加州硅谷、麻省Route 128、紐約證券交易所、NASDAQ證券交易所於一身。具體分工是，香港的大學聚焦基礎研究，深圳的企業集中做R&D，試點製造與商業化。香港的角色重在風險投資資金，吸引發明家、創業家與風險投資家。深圳可打造成為科創企業的聚集之地。港深也可以銳意打造大灣區的M&A（Mergers & Acquisitions 合併及收購）中心。

 

劉教授認為，打造世界級的大灣區，還要具備如下幾個條件，其一是要做到“四通”，也就是貨物與服務、人員、資金、信息的自由流通。世界級的紐約大灣區、東京大灣區與三藩市大灣區，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做到這四通，這是粵港澳大灣區所缺乏的。舉例說，可以建立大灣區試點自由貿易區，引進高科技的辦法來解決，讓在大灣區裡生產的商品，在區內可以全免關稅、自由流通。

 

自由流通意味著共享。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基礎建設應當相互共享，避免重疊或錯配，以免浪費資源。例如大灣區可仿效美國紐約與新澤西，設立大灣區機場管理局，管理所有區內民用機場。國航可以享受香港航權，國泰港龍可以享受深圳航權，這是經濟利益均享的最好

 

 

其二是必須成為一個知識型的持續創新基地，大幅提升大灣區的人均收入。美國矽谷，正是因為有著斯坦福、加州柏克萊、哈佛和麻省理工等超一流的大學群支撐，才得以成為信息革命時代長達數十年的“領航者”。 相比之下，剛剛走出“世界工廠”角色的大灣區，在這方面仍然有著很長的路要走。香港對研發投入只占GDP的0.7%到0.78%，遠不如占比4%的深圳，更不如韓國和以色列等地區。

 

其三是需要建構一個創新生態系統。創新成功的關鍵取決於能否在自我內生的條件下，良性循環、源源不斷地推出原創性技術。香港和澳門太小，無法獨立完成創新樞紐的功能。大疆就是好例子，創始人汪滔在香港科大的宿舍創建大疆，並迅速成長為估值超過80億美元的公司。為什麼香港留不住汪滔？因為土地的限制沒有製造的基地。要是他沒有深圳作基地，沒有中國這個大市場，就不會有今天的成功。

 

談到香港如何發揮優勢，劉教授分析，香港作為世界航運和轉口貿易中心的地位已經沒有太多的優勢。在全盛時期，佔中國出入口貿易總額的一半，現在只有10%，而且葵湧貨櫃碼頭還在走下坡路。香港也基本上沒有工業，尤其是高科技工業。但香港仍然有兩個比較明顯的優勢，包括活力澎湃的國際化金融業，可以支持大灣區各主要城市集資、發債，以及幫助區內企業走出去；而是本港擁有世界級的研究型大學，可為大灣區培養科技、工程與醫療人才，提供研發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