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炫美：僭建風波：有承擔的傳媒應將矛頭指向公共議題
近日，城內最熱門的話題莫過於新上任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大宅僭建風波。事件一經報道，反對派窮追猛打，建制派再爆反對派僭建，政府為鄭若驊解畫，傳媒配合各方攻防，非常熱鬧。但筆者以為，各派就僭建風波都僅在單一的道德框架爭論，特別是傳媒，只關注鄭若驊的品行和為人，根本沒涉及香港社會的深層次公共議題。
社會學家戈夫曼（Goffman，1974）在《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中提出框架概念，是“人們用來認識和解釋社會生活經驗的一種認知結構，它能使它的使用者定位、感知、確定和命名那些看似無窮的具體事實。”對新聞報道來說，框架就是傳媒通過選擇部分事實，對問題進行定義和解讀，使部分事實凸顯出來，亦是傳媒如何講故事的方式。例如報道某人的成功經驗，如將它解釋為個人努力的結果，就把讀者的認知框定在個人奮鬥故事上；如果將成功解釋為時代和社會的產物，那麼公眾的認知就是時勢造英雄。也就是說，傳媒報道和闡釋事件的框架會影響公眾對事件的理解。
應反思僭建風氣而非個人品格
在僭建風波中，觀察本地大部分新聞報道，幾乎都將僭建事件定義為司長和議員品行欠奉的道德“故事”。有關反對派的報道，無非是質疑鄭若驊“知法犯法”，不講誠信；有關建制派的報道，則是數落反對派議員同樣 “知法犯法”，定義鄭若驊是“無心之失”，從道德層面勸籲社會要有“包容”。也就是說，無論是傳媒還是黨派，都合作地將此事限制在個人品格層面，是人物故事，而不是公眾故事。
但僭建風波讓人反思的問題是，為何在香港這樣一個號稱“法治”的社會，不少上層人士公開涉嫌各類違法事實？文明的香港究竟有什麼土壤，得以讓這股反法治的暗流在上流社會繁殖？
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筆者曾到一富人家中訪問。富人住在新界別墅，屋內有兩米高的地下室，已改建為酒吧，而地面泳池則改建為園林景池。富人當時介紹，其實新界大部分別墅從發展商賣出時就已挖好地下室，就是俗稱的僭建。但房屋署來驗收時，發展商會把地下室蓋上虛土，“大家心照不宣”，地下室在房屋驗收完就可挖開使用。如後來有人告發，因為是私人宅地，保安根本不允許政府人員進入房屋調查，所以不會有問題。
地產霸權衍生“結構性違法”？
假如富人的說法部分屬實，則可推斷新界存在不少各種違反法例規定的獨立屋，而這些僭建內容根本不會在正式文件中出現，無論是地產商、屋主、銀行，甚至政府都巧合地的隱去非法的部分，才令“僭建”在香港成為各種力量合謀的“結構性違法”。而在鄭若驊僭建風波中，幾乎沒有一家本地傳媒提及事件背後存在的結構性問題。究其原因，估計是因為地產商一直是傳媒最重要的廣告客戶，整個香港飽受地產霸權制宰。
所以，傳媒對鄭若驊僭建的報道，無非是框定在個人故事上的小打小鬧；有責任感的傳媒敢不敢站出來將矛頭指向社會公共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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