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仁諺：「學術自由」背後的義務
近日，政府與建制派讉責戴耀廷言論「播獨」，戴與泛民反斥建制威脅學術自由。事件誰是誰非，左右各派已有不少討論。然而，對於「學術自由」，各方討論不多，「學術自由」儼如至高真理，自有永有，無人質疑。
須區分私人和公共領域的自由
其實，任何人私下進行何種研究、對親友發表何種言論、睡床上發開口夢，基本上都不會帶來較大的社會性影響，問題不大。然而，在公開場合以一個具有特殊權威性的身份發表一種言論，往往帶來較大的社會影響，屬於另一個層次的事情。比如特朗普宣佈對中國發動貿易戰，如果他只是發開口夢，其實不會帶來任何社會後果，他只是在私人領域行使自己的發夢自由而已。但當他對着CNN鏡頭宣佈發動貿易戰，當日股市就崩盤了。
關鍵是，我們討論自由，必須區分私人領域上的自由，與公共領域上的自由。
發表學術報告、學術言論、學術專著、文章等等，都具有公開性，因此所謂學術自由，是公共領域上的事情。
提到公共自由，不得不借鑑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對公共領域的詮釋。按哈氏的看法，一個理想的公共領域，能夠容許人充分理性議政，並達致社會各界相互理解，然而在現代各種公關造勢活動之下，民意的形成變得與溝通理解無關，社會在高度分工下形成一個又一個互不理解的山頭，儼如封建社會諸侯割據的狀態。哈氏把這種社會狀況，稱之為「公眾領域的再封建化」。（見Harbermas, J.,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1962）
夏仁諺覺得哈氏「再封建化」的比喻講得十分貼切。所謂隔行與隔山，河水不犯井水。做醫生的雖然英明，但無權過問大律師的判斷；做大律師的雖然尊貴，但無權過問海底工程的細節；做工程的雖然專業，卻無權過問金融事務；做金融很風光，但講到教育子女，還須求教親子專家。現代社會雖然文明，但實質上它的構成仍如封建社會無異，醫療、工程、會計、金融、教育等等，每個專業都在其自己的領域內獨領風騷，他人不得過問，宛如半獨立的諸侯王國。
在各個諸侯之中，政府的角色最是尷尬，但凡社會事務幾乎都由它負責，但只要事務涉及專業界別，政府就無權判斷，必須交由專家負責。政府的角色，宛如封建時代把權力分了出去的天子。
學術界擁自主權應回饋社會
所謂學術，也可以理解為一個半獨立的諸侯領域。學術界稱一般人為layman（外行人），layman不懂學術，無權過問學術領域裏的事情，由於社會上多數人，包括政府官員，都是layman，因此社會應該賦予學術界自己管理自己的最高自主權。這就是「學術自由」在實踐上的真正意思。
不過，正所謂能力愈大，責任愈大。社會賦予學術界至大的自主權，相應地期望學術界的研究和教學，能獲得成果回饋社會，使社會獲益。否則，誰願同意政府每年為學術界預留以億元計算的財政預算？
歷史上的封建領主，我們褒貶不一。齊桓公用管仲安邦有道，我們尊之為春秋五霸之首；商天子紂王無道結果人人伐之。換言之，一個封建領域擁至高的自由，並非任意拿來當擋箭牌，禁止他人干涉。學術自由，是社會對學術界有所要求而甘願賦予的一種權力。所以，反過來我們要問，學術界別有沒有好好善用這個「學術自由」，對外管好自己領內事務，對外做到回饋社會？
近年，香港多個大企業紛紛設立自己的專有學堂，比如港鐵設立了港鐵學院，中電港燈各設立了自己專屬的工程學院，反映各大學院校或未能訓練出企業所需人才，以致企業寧可放棄大學畢業生，自行訓練員工。
在英國，多達四萬名大學教職員二月份發起大規模罷工，抗議校方削減退休金。鄧健苓批評，英國學府市場化，寧把資源投放於亮麗校園設施，犧牲大學教師的退休金，以求取最大市場回報，是引發是次大學教師集體罷工的原因（見《當教育成為商品》，明報，2018-03-20）。事件反映，即便強如英國，也不保證其高等學府能管好自己。
其實，夏仁諺早就聽聞，英國大學愈來愈多採用「零工時合約制」聘用大學講師。所謂「零工時合約」，即是僱主聘用教師，卻不列明聘用時數，教師須無償地候命等候校方開課。「零工時合約」使很多英國大學教師居無定所，為了確保生計，教師只好與多間大學簽訂「合約」，卻無法預知自己下一學期要到哪家大學任教。在這種環境下，試問大學講師享有的是甚麼「學術自由」？天天擔憂生計的大學講師，又能為學生提供甚麼水平的教育？
不應以學術自由禁公眾質問
奇妙的是，英國大學講師在公眾領域罷工，正正就是因為無法對抗自己的大學僱主，因此向身為「layman」的公眾申訴苦情，要求layman過問大學內政，挑戰大學管理層的自主權。
按照哈伯馬斯的講法，如果學術界以「學術自由」為名，禁止社會大眾過問、認識和理解它的研究、教學和校政，其實並不健康。在理性溝通的原則下，當有人質疑的時候，學術界有責任說服社會大眾，它行使自己的自主權，是對社會大眾有所裨益的，而不是祭出「學術自由」四個大字來阻止他人質問其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