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耀基：以全球格局審視兩岸三地問題

改革開放這40年來，大陸真正走出過往混亂、意識形態為主的政治，慢慢走向理性的主義。「作為研究中國現代化的人，看着這個長期發展，基本上是安慰的。」金耀基說。

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教授暢談兩岸三地形勢變化。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為金耀基教授精選他部分關於儒學、現代化、民主的文章，並翻譯成英文，結集成China’s Great Transformation : Selected Essays on Confucianism, Modernization, and Democracy一書，供世界讀者了解中國文化。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蘇耀昌講座教授在序言中寫道：「儘管一些章節是幾十年前寫成的，但我發現他們的分析非常及時，並且與理解東亞當代發展高度相關。本卷中的金教授選編的論文經受得起時間的考驗。」（“Even though some of the chapters were written several decades ago, I find their analyses quite timely and highly relevant to understand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 King’s selected essays in this volume stand the test of time.”）

金耀基教授70年代初加入中大社會系後有很好的發展，從講師、教授、系主任、院長、副校長一直做到校長，在學界地位崇高，被譽為中大台灣籍學者的領袖，對兩岸關係具有影響力。1994年中，金教授以高票當選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在華人社會學界是一件大事，有學者更指金教授的當選，令這門學科「出頭天」。當年我在《信報》擔任政治評論版編輯，有一天收到林行止社長的親筆信，附上一張剪報，是關於金耀基教授獲院士的報道，林先生說值得做訪問。能夠有機會約心儀已久的大學者專訪，十分雀躍。

當日的專訪標題是：〈三岸形勢，九七前景，中大情懷〉，由於金教授很少接受訪問，加上當時香港與兩岸正處於一個關鍵時刻，那篇專訪頗引起政商學界的關注。轉眼近四分之一世紀過去，我再邀請已經榮休的金耀基教授做專訪，分享他對中國現代化的最新看法，也對大學發展提出獨到見解。已屆八十高齡的金教授依然思路敏捷，分析慎密，寶刀未老。

中國與全球化可以如何連接起來？

金耀基明言，1994年至今雖然只是25年左右，但整個世界格局、亞洲格局、香港本身位置乃至於兩岸三地已產生根本性變化，而且是很深的結構性變化。他指出：「以台灣為例，其作為政治上的實踐者（player），考慮的問題不單單是兩岸三地，中國大陸也是從同一格局去考慮問題。」

這個格局，實在有其歷史因素。70年代整個「亞洲崛起」，最早起源於是日本，後來是四小龍（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最後完整於90年代末期中國這條大龍崛起。他認為考慮這段時間的任何問題，都應該從亞洲崛起這個大格局去看。香港是新崛起的明星（the rising star），台灣在70年代左右也是在東亞一顆冉冉上升的明星。「中國大陸以前在國際格局是不相干的，儘管東西方冷戰，但中國位置仍然不清不楚，但現在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國際舞台上的競爭力更是不可同日而語。」香港和台灣很自然就包括在裏面。青年時期在台灣讀書的金耀基說，「大家都知道，台灣是中華民國的首要所在地。台灣現時當權的民進黨是要推動台獨的政黨，導致兩岸問題後續變化不止是中國內部問題，是亞洲的問題，同時因為美國插手，成了世界性議題。」

作為研究現代化理論的專家，在金耀基眼中，台灣的例子正好印證現代化理論：經濟改革之後，必然會影響政治。「說經濟沒有影響，是不可能的」，「台灣是真正民主，不能否認」，「台灣內部兩個政黨輪替，嚴格來說，是中國人由專權政治走向民主制度，很成功、很大的變化。」但他不諱言，民主化後最大麻煩是碰到人存在意義的問題，如宗教和族群問題，最終也可能演變為民主性問題。「現時執政台灣的民進黨希望慢慢推動台獨，台灣內部也有不少對政治不熱衷的人，最終也會產生政治敏感性。有人贊成，有人強烈反對，在內部成分裂性問題，這不是靠選票就能完全解決的問題。」

金耀基憶述，在其學生年代，大陸與台灣隔絕，他父親的最大遺憾是沒有再回到大陸的地方，當時回大陸比登月更難。到蔣經國晚年的時候，因為回應中國大陸的開放改革，單獨來說，也是中國的歷史變化。「中國過去一直封閉，鄧小平在1979年宣布開放改革，金耀基認為是中國共產黨第二次真正取得統治生命力的變化。」

談到全球化的議題，金耀基認為雖然規則是美國定的，但實際上中國是全球化最大得益者，當中亦包括香港、台灣及東南亞好幾個經濟發展好的地方。

改革開放碰上全球化

金教授認為，若要談及中國未來變化，一定要提及鄧小平，這是很根本性的事。鄧小平之所以提倡開放改革，是因為之前中國問題太多。當時台灣也了解到，中國大陸已經開放了，一批經歷國共內戰悲慘故事、已屆遲暮之年的老兵遂向台灣政府提出要求，故有後來蔣經國的解嚴政策。無獨有偶，兩者的開放都是發生在70年代後期、80年代初段，碰巧遇上全球化第三波最厲害的時候。「全球震動，中國的改革開放碰上全球化，厲害到不得了。」金耀基如此總結。

如何厲害法呢？在著作中，金耀基形容是金融資本主義全球化（financial capitalism），意即大量的資金在流動，哪個地方安定、有生產和發展機會，錢就流過去。「這是過去沒有的，孫中山辛亥革命成功後，因缺錢而沒法開發。」

談到全球化的議題，金耀基認為雖然規則是美國定的，但實際上中國是全球化最大得益者，當中亦包括香港、台灣及東南亞好幾個經濟發展好的地方。「香港本身也是經歷迷你型的工業革命，」他憶述：「我70年代來香港的時候，她是相當典型的殖民地城市。非常湊巧，我來中大時，正是麥理浩擔任港督的時候，他把香港轉化為一流國際都會：成立廉政公署、十年建屋計劃、擴展交通網絡、興建地下鐵路，在在都是大型的基礎建設（fundamental infrastructure）。」

「1980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雖然仍不算很厲害，那時中國已經看到未來願景。」後來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一出，他在《明報月刊》發表一篇文章，以社會學家的身份分析移民人口結構。距離1997年尚有13年，人心惶惶，出現移民潮，移民人數中又以具大學學位的人士佔最多，當時社會整體學歷不高，大學生當時是稀有動物。衛奕信為穩住民心（Sir David Wilson）提出兩個基礎建設，：大學普及化和提出「玫瑰園計劃」，決定興建規模龐大的新機場。

一國兩制：考驗中的觀念

兩岸三地問題一直是動態存在，九七後是法理性的改變，一國兩制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保持香港活力最好方法之一。金耀基有一次在港大演講談及一國兩制，他的副題為An Idea of Trial（考驗中的觀念），他認為「一國兩制」由一個政治語言、法律概念轉化為操作規則（operational rules）或管理詞彙（managerial terms）不那麼容易。事實上，香港九七後的發展印證他的看法是正確的。回歸後香港一直碰到解釋《基本法》的問題，直接影響北京與香港的關係。

然而，金耀基不認為這是香港獨有問題，並舉出美國這個200多年前才新成立的國家作例子。他認為美國的憲法亦經過多次的改變，在當地，美國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每次的解釋都是大事，大法官任命也是舉國關注的問題，改變結果出現的現象，有人如列根般認為美國愈改愈不像話，也有人認為經大法官解釋後憲法有更多發展空間，但也不是一成不變。

「美國由四輪馬車年代，發展到今天手機時代，憲法都能用，那麼香港《基本法》，要定下來那刻就那麼清楚，根本不可能。必須要不斷解釋才可以，當然美國解釋也不是那麼多。但是不能完全避免之事。」他認為，解釋憲法面對的困境，美國過去也經歷了很長時間才克服。50個州基本都有主權，但有一個東西把它變成一體：market（市場）。「美國經濟只有一個，政治哪可能50個？不可能，儘管選舉中每州有兩個代表的參議員，但現在不再是當年邦聯時代，也不是過去的聯邦時代。」

同樣道理，在全球化情況下，兩岸三地也只有一個市場。以藝術為例，台灣歌星鄧麗君打進中國大陸市場後，名氣跟鄧小平一樣大，兩岸三地的群眾發自心底由衷地喜歡。現在情況倒過來了，中國在全球化發展中表現強勢，資金不缺，這是人類歷史上未出現過的。

改革開放這40年來，大陸真正走出過往混亂、意識形態為主的政治，慢慢走向理性主義。「作為研究中國現代化的人，看着這個長期發展，基本上是安慰的。」

事實上，金耀基著書立說時，正值中國文化大革命，反現代化反到不得了，他的書要在90年代開放改革後才能登陸大陸。現代性問題在金耀基心中榮繞不斷，他於1996年到北大演講，正式指出現代文明秩序的概念（modern civilization order），認為不只是文化，而是整個現代性的轉變。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有個「文化自決論」，他提出很有名的四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費孝通去世後，在一次講座，金耀基回應：「文化自決是中國一百多年來，現代化過程當中，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要自決的。」自決程度不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一種自決；「全盤西化」也是一種，金耀基的「現代化理論」也是一種。而文化的全球化，要在全球中保持獨立性。

「工業文明當然分不同階段，但基礎上就是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3000年來，由老祖宗孔子一直到我們不太喜歡的慈禧，都是生活在農業文明的社會，只有今天才是工業文明。」他認為中國大陸就在這30至40年之間變天，不可思議。但走向工業文明後，中國文化怎辦？「必須遵守工業文明的共同東西，系統性是一定的，文化全球化與經濟全球化是不能分開，但是否代表中國文化與未來的全球化一樣呢？」

他說這幾十年來研究學術過程中，遇到兩個最根本問題：第一是傳統vs現代，第二是全球化vs中國化。經過這麼多年來的思想沉澱、總結，金耀基認為從傳統到現代，不是要推翻傳統，但傳統必須批判性再生、轉化。

「我提出沒有傳統的現代化，現代化必須要有傳統。在探討全球化議題時，後來在北大演講，我改了一下：『沒有本地的全球化，全球必須要有本地。』倫敦、紐約、香港是一個本地，本地與全球之間不是完全分裂。我的老師匹茲堡大學學者羅伯遜（Roland Robertson）提出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

以飲食全球化為例，現代人一出街就可以吃到全中國、全亞洲以至全世界的美食，「這對古人而言簡直不可思議，皇帝才偶然有機會吃到不一樣的東西。」金耀基認為不可小覤這種文化現象，在我們眼中的理所當然，卻是人類發展幾千年來也沒有的。在整個全球化中，香港比較早一點，而中國終於搭上這車子並跟上了。而由於有深厚、優秀文化作根底，中國、東方的文化在全球化下，更能發揚光大。在1995年預言The Death of Hong Kong的《財富》雜誌（Fortune Magazine），在2007年的封面故事是China’s new cultural revolution（〈新的文化大革命〉），意思是中國在大量生產時，衣食住行的元素中，世界人對有中國因素更喜歡，這種文化的回饋及認同，正正是最好的證明。

金耀基簡介

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新亞書院院長，社會學系講座教授。著述繁多，主要包括《從傳統到現代》《大學之理念》《中國社會與文化》《中國政治與文化》《中國的現代轉向》《社會與與中國研究》《劍橋語絲》《海德堡語絲》《敦煌語絲》《學思與生涯》。

 

本文原刊於《灼見名家》，本網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