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大灣區是香港角色的歷史性「升華」

有好幾次與香港朋友的聊天中，他們都有意無意地問我一個問題：「香港在未來的大灣區裡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地位？」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他們可以漫不經心，滿腹狐疑，但實際上內心之中也很關心，甚至有着程度不同的憂慮和害怕。從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以來，國家對香港轉型發展的戰略定位已有所調整，希望香港適應國家「主場經濟」時代的需求，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裡的國家「主場經濟」，不是簡單的「國民經濟」，而是以「一帶一路」為依託的「新全球化經濟」。但香港圍繞「一帶一路」包括後來的「粵港澳大灣區」的討論及參與，始終處於一種敏感性不足、精神與知識準備不充分甚至帶有一定的抵觸情緒的特殊狀態之中。習近平在2017年7月1日香港回歸講話中提到的「蘇州過後無艇搭」，不是空穴來風。

無論香港是否準備好，「一帶一路」的新全球化秩序已經開始建構，多層次商機與制度性安排不斷成熟。如果「一帶一路」尚屬較為遙遠的故事，那麼「一地兩檢」和「大灣區」卻是家門口的變化。如今，「一地兩檢」已成法律定案，香港已確定性地被納入國家的「高鐵經濟圈」，這種交通基礎設施上的結構性變遷從來就不僅僅是經濟的，也是政治與文化的。在我看來，「一地兩檢」就是香港搭上國家「一帶一路」發展快車的入門券。而香港反對派包括法律界對「一地兩檢」的眾多誤解乃至於制度性抵制，無疑是一場不可能有結果的「保守」運動。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習慣了既往的「俯視感」，習慣了受到國家「尊重」而不是「尊重」國家，習慣了「挾洋自重」式的「後殖民地」生活心態與價值觀，從而對來自國家的任何影響到「一國兩制」具體形態的變化都抱持着嚴格的心理戒備。

「矮化說」耽擱香港發展

以「一地兩檢」為先導，以「一帶一路」為宏觀框架，「大灣區」規劃及香港的參與角色正在被國家塑造。對於「大灣區」，商人會看到經濟機遇，建制派會看到融合效果，但反對派看到的是香港消失於大灣區「滾滾紅塵」中的潛伏危機。香港是「特區」，是自我識別為高度國際化的自治區域，如果被整合入「大灣區」，香港之「特」何在？從直覺來看，這種被整合的前景確實會一定程度上削弱香港既往的獨特性，所以近期有香港輿論認為大灣區規劃「矮化」了香港。「矮化說」之前常見諸於台灣輿論，用以對抗大陸的國家主體性。香港輿論使用「矮化說」自然不敢直接對標國家，而是對標大灣區內的其他核心城市。在這種立場看來，香港是「一國兩制」下低於國家但幾乎高於任何一個其他地區的「特區」，甚至同為「特區」的澳門在香港看來都不能比肩，更何況大灣區的其他地級乃至於副省級城市。

但「矮化說」顯然不只是在城市行政級別上「摳字眼」，而是飽含着一種對未來發展前景的深度憂慮，甚至隱含着對「香港大陸化」這樣的「一制化」前景的心理抵制。這種論點來源於香港歷史優越感與現實發展趨勢之間日益強烈的反差。但這種僅僅立足於香港的過去歷史以及香港本地的理解方式，不僅是對「一國兩制」全面內涵的誤解，也是對香港自身發展機遇的耽擱。

參與大灣區是履行一國兩制義務

「一國兩制」本身包含着雙重歷史使命：其一，完成國家的和平統一；其二，推動國家的現代化與國際化。對香港而言，統一早已是既定的憲制事實，港獨是完全不能符合「一國兩制」的，是嚴格的違憲違法行為。但對於「一國兩制」作為國家現代化與國際化整體戰略之一部分的國家理性定位，香港人卻難以建立一種真正穩固而恰當的理解。「一國兩制」內含着一種辯證性的國家理性設定，即國家對香港的高度自治授權與香港對國家的持續貢獻力的理性結合。能準確認知這一點的香港人並不多見。高度自治授權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其目的在於以香港的特殊制度安排助成國家更有質量的現代化與國際化。而香港保有高度自治，需要以對國家的持續貢獻為對價。中央因此可以說服內地其他省份的民眾長期接受「一國兩制」，因為這樣的制度安排是對國家整體利益最大化有利的安排。也因此，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就不僅僅是自身機遇增量的問題，也是履行「一國兩制」內部包含的香港對國家發展之義務的問題。「一國兩制」的奧秘在於一種「雙贏結構」，即香港的高度自治與對國家戰略的適當參與，同時有利於香港自身利益最大化和國家利益最大化。「矮化說」之謬誤，根本在於未能透徹理解「一國兩制」的辯證利益結構及國家理性設定。

「矮化說」未能進一步看到，大灣區戰略是國家對香港比較優勢與新全球化潛力的特別安排，也是幫助香港經濟轉型發展及繼續回應「一國兩制」內香港持續貢獻力的絕佳途徑。在大灣區規劃中，香港的「一國兩制」地位並未被制度性降低，只是國家管理與調控大灣區必然涉及更多集中決策事項的處理，從而在「一國兩制」範疇內國家的權威與權力得以更多體現。但國家之規劃與管理權力的行使，是憲法與基本法賦予國家的正當合法的權能，既往行使得少不一定好，甚至顯然不好，而如今根據國家與香港發展需要而更多行使，也不一定不好。大灣區管理決策，會更多體現香港高度自治、灣區城市協商合作及國家統一決策，這本身就是「一國兩制」下合法合理的決策權配置與實現方式。「一地兩檢」的決策非常典型地體現了「大灣區」管理趨向於的一種合理決策模型，今後在大灣區規劃實施過程中遇到類似決策需要時應該還會遵循。這是在實踐中根據國家憲制安排與兩制具體利益需要而創造性地發展「一國兩制」，豐富和發展基本法秩序。 

藉大灣區機會走出政經困境

當然，大灣區對香港而言不完全是機遇，也是挑戰：其一，以深圳為代表的國家開放與創新核心城市已具備進一步發展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基礎與能力，香港與深圳的創新科技合作需要更加積極及深度開展，才能適配國家提出的將香港建設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戰略目標；其二，粵港澳大灣區與長三角經濟帶、京津冀協調圈共同構成中國沿海最發達與最具發展潛力的國內創新發展基地與集群，是「一帶一路」的主要動力源和標準輸出地，香港參與國家的「一帶一路」無法跳過大灣區環節；其三，國家在整體政策上必然進一步加大對大灣區開放發展的支持力度，可能進一步擠壓香港固有的競爭優勢，形成對香港更強的地緣替代壓力；其四，香港內部存在產業空心化、青年成長空間變窄、貧富分化拉大的「後全球化」通病及激進社會運動的不利因素，其制度與政策剛性及資源局限性難以有效回應相關難題，如果不藉助大灣區機會，可能無法走出目前的政經困境；其五，十九大報告開啟的新時代，提出了香港融入國家發展的戰略目標，大灣區是非常現實及最為理想的融入途徑，由此開啟「一國兩制」的國家建構及有序融合的新時期。這些挑戰因香港的精神調整與實際參與績效，也都可能轉變為「新香港」的發展優勢。   

總之，「矮化說」建立在對「一國兩制」的片面與固化的理解基礎之上，不能適應香港在新時代融入國家發展的轉型需要，是一種偏於保守、陳舊的落後思潮，是對「舊夢」（Good Old Days）的過度留戀，不符合香港「獅子山精神」中的拼搏與創新要素。大灣區既是香港機遇，也是香港繼續做出對國家貢獻的義務承擔，但也是一種日益公平而正當的地區間競爭。只有正面理解國家發展戰略的重大意義，克服對國家體制與前途的諸多誤解和偏見，才能從容對待作為香港地緣性「最佳機遇」的大灣區規劃，在大灣區新時代中佔據有利的地位和角色。「國家所需，香港所長」是新時代「一國兩制」的恰當理解，也是「一國兩制」不變的國家理性，而「香港所長」即為「香港所利」。大灣區意味着香港可以再一次的「見利」而「思義」，做到「一國兩制」下的義利結合，促成自身的二次騰飛與奇蹟再造。這樣的前景與角色，絕對不是什麼「矮化」，而是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