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子瑋：國際政治、社媒和本地「反社會」風氣

上文提到，筆者用社會犯罪學的緊張理論解釋宏觀經濟和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幫助大家理解當時的經濟環境如何成為一個宏觀因素產生社會性的緊張感，令香港充滿負面社會氣氛，在社會結構中明顯出現受壓的一群（主要包括青年）。當然，如只以緊張理論解釋青年「反社會」心態，是遠遠不夠的，也從上篇文章的回應得知大家同時關注政治因素。

其實我們能以該理論作為宏觀切入點，理解到「舊」社會文化如何能夠因經濟因素而產生社會性緊張感，從而促使社會性偏差行為。理論提及到採用「叛逆型」適應方法的人，將會透過社會運動等相類方式推動另外一套不同於現今社會體系的「新」價值，取代「舊」的社會文化，而當中有趣的問題就是（一）當時香港青年推動的「新」價值從何而來？如何傳到香港？（二）這些「新」價值是如何被理論化和本地化，在香港「落地生根」？如要解答以上問題，就需要用政治角度回顧2008 年至 2014年的國際和香港環境。

政治、社媒及社會

在2008年，世界基本進入社媒時代，當中的Facebook 在2008年後成為全球最大的社交群體。社交媒體的出現打破傳統媒體的界限，媒體用家能在極短時間內安排活動，組織及動員相關人士，在生活中提供無限制對外溝通平台，對各事件進行自我解釋的表述 （interpretative framing），社媒改變傳統資訊溝通的主客關係，社媒用家成為議題的設定者，而非單純的接收者。

Benjamin Wittes和 Gabriella Blum （前者為美國資深記者，研究國家安全；後者為哈佛法學院研究人權法的教授）在《未來暴力》 （The Future of Violence）一書中解釋，社媒提供了資訊自由控制權的鑰匙，資訊就像樹葉的脈絡傳開，使普羅市民在極短時間內，能夠全面大幅提升和擴展個人權利（empowerment）和能力（ability），他們在網絡的世界可隨意互相交流，自由發表個人言論（包括理性客觀和主觀感性），產生了由下而上的「聲討文化」；但政府因政治、制度及架構等的關係，整體能力上升幅度有限，在這個不平衡的權力擴展比賽中，政府成為輸家，過往「沉底」的問題短時間內在社媒平台上大量浮面，產生「問題突然變多」的觀感，使到政府管治能力備受質疑，市民上街遊行表達不滿，成為市民的眾矢之的。

政府面對群眾壓力，但因種種結構性原因，未能及時解決問題。在「問題多多」的環境下，市民渴望更多權力，希望透過個人權力擴張提升人民力量，解決社會政治問題，「民主」 （democracy）的意識形態在在國際遊走，也符合當時人心所求、所想和所認知，自然成為眾人的共同（common）目標和理念。網上KOL （key opinion leader）開始在網上散播民主政治信息，為網民（當時主要是年青人）提供政治教育，將原先的社會民生問題「政治化」。研究科技心理學的學者Rosen & Gazzaley在《被影響的思維：在科技世界中的原始大腦》（The Distracted Mind: Ancient Brains in a High-Tech World）一書指出，社交網絡對年青人是一個「人生方向盤練習」（training wheels for life），指現時年青人主要利用社交媒體建立價值觀，批判評論事件的對與錯，如他們得到其他用家及同輩認同，將會快速幫助他們建立批判性思維。例如：年青人如經常接觸到和民主相關的正面信息，自然會相信民主能帶來的正面影響，而且會以他們所理解的「民主主義」評論事件的對與錯；社會主義如是（當然，各個政治意識形態都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政治哲學，人如何理解都是一個重要因素）。

「新」價值的由來

不滿氣氛醞釀一段時間後，「叛逆型」社會心態氣候成形，上街遊行演變成社會運動，新世代的社交媒體成為社運工具，因動員接近零成本運作、覆蓋率高、接近實時發佈訊息、發佈資訊內容不局限於文字、圖片，更可加入短片增加吸引力、所有活動公佈後可以即時獲得成員互動回饋和大大加強成員的參與程度，使社運威力比過往大幅提升。接著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不約而同出現社運，例如在2010年12月出現阿拉伯之春事件，當中涉及14個國家、2011年2月的中國茉莉花運動、同年8月的倫敦暴動、同年9月在美國發生的佔領華爾街事件（結果有多達9個國家及地區響應）等等，不論是民主或非民主的國家都受到影響（在民主地區中，民眾要求更「公平」的民主的制度；在非民主地區中，民眾要求變成民主制度）。

對香港的影響，正如上文提及，社交媒體的出現打破傳統媒體的物理界限，而香港正是一個全球社交媒體使用率及網上使用率極高的城市，Facebook 在2008年推出中文版，令社交媒體在香港極速普及化，特別年青一代。香港青年當時暴露於全球「民主風」，該風透過社媒吹入香港，無界限地和無形地影響著香港社媒用者的政治取態。

「新」價值被理論化、本地化

在2008年至2012年，香港經濟疲弱，生活水平退步，已製造有利反叛主義者的溫室，香港的「反對」組織（關注的議題包羅萬有）已從2009年開始開發社媒力量，在全球「社運民主風」的氛圍下，為大眾社媒用戶提供政治論述 （discourse） 及解釋 （interpretation）。我們可以先在2010年的反高鐵撥款警民衝突和2011年的佔領中環事件中，看見Facebook 平台已被用作社運平台，反對團體以Facebook作為動員平台，推動一系列反制度示威活動，清楚看見香港市民對現行社會政治體制極為不滿和極度不信任，和其他地區所面對的問題相似，「叛逆型」社會心態的結果已成形。

在2011年12月，陳雲著《香港城邦論》在民生經濟不景氣、「中港矛盾」民生問題、特區政府威信問題和高度政治化的環境出現，理論將上述境況加以表述，和將各者關係掛勾（是對是錯，見人見智），再將本土事件混合國際的「民主風」的元素，以捍衛本土利益為因主張採取中港區隔的措施提出「城邦論」；一來符合在社媒所學習和接觸的政治價值取態（追求民主），二來被「保護本土」一詞深深吸引著，令聽眾（尤其受壓一群）聽得津津有味，在意識形態中為他們設立一個「矛頭」，其吸引性令它一下子成為社媒主要政治聲音，將本身已政治化的社會民生問題進化到意識形態層面，也為本土派提供政治理論基礎，結果帶動了2013年後的各類本土運動，拉闊香港和本土派政治光譜，相繼出現城邦派、歸英派、本土派、制憲派、自決派（分別有民主自決及民族自決）和當中最受關注的——港獨派，派系雖多，但其實他們每個都有著共同目標——推動從外吸收的「新」價值，再將價值加工和本土化，嘗試取代「舊」的政治社會文化。

總括而言，香港2008年至2014年的「反社會」風氣其實是由多個環境和原因所產生，首先社媒出現帶來的個人權利擴展，政府勢力變弱，「聲討文化」出現，帶動國際性的「民主風」，更出現大量「反社會及制度」的社運。香港作為全球社交媒體使用率及網上使用率極高的城市，自然受網上的國際政治信息包圍，在政治價值方面深深影響社媒用戶。同時，不幸地，香港當時正經歷著嚴峻的經濟社會問題，變成叛逆主義的溫室，「中港矛盾」和政府失信的政治氛圍下，《香港城邦論》的出現啟發「叛逆人士」接納這些「新」的價值觀作為運動精神，推動本土運動和拉闊本土派政治光譜，將整個「反社會」氣氛意識形態化，社會短時間內出現大量「新」價值，百花齊放，共同希望取代「舊」的社會文化，令香港進入一個複雜又混亂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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