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付東：特朗普對朝「強制外交」的優勢和挑戰
特朗普上台以來的對朝政策基調，一般歸納為2017年主推的“極限施壓”和2018年來以無核化為主題的外交接觸。兩者看似矛盾，但實則是一體。前者是實現後者的手段，後者是前者的目的，其特徵屬於典型的“強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即採用武力威脅或者使用有限的武力來迫使對象國停止或開始某些行為。
戰後，美國依靠超級大國地位對其他國家採取過多次強制外交，國際學者對此的研究已相當深入。根據彼得·維戈·雅各布森等人的研究，多數成功的強制外交具備如下的四個條件：一是威脅使用武力或採取有限武力挫敗對方的目標；二是為對方的服從設定期限；三是讓對方相信，屈從於威逼後，不會再有更多的要求；四是對對方的順從給予獎勵。歸納起來，強制外交成功的關鍵就是既要有威脅的可信性，又要確保激勵的可信度。
特朗普前兩點做的非常不錯，這是朝核問題出現轉圜的重要原因。雖然有觀點認為，外界對朝鮮的制裁和高壓已經幾十年，並沒有讓朝鮮棄核，因此極限施壓也不能改變朝鮮的擁核立場。但這種觀點忽視了 “極限施壓”政策與此前的對朝鮮施壓有質和量的差異。
首先，在經濟制裁方面，特朗普政府推動的安理會多邊制裁和美國的“次級制裁”，本質上是全面制裁，與此前的針對性制裁有着天壤之別。針對性制裁主要針對朝鮮涉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部門、企業、物品和個人等，有利於避免損害普通民眾和人道主義危機。但朝鮮特殊的體制很容易將這些制裁轉嫁給普通民眾，以致於在過去的針對性制裁期間，朝鮮的外貿和經濟增長甚至保持着穩中有升的態勢。全面制裁是對朝鮮進行全面的經濟、貿易、金融封鎖，這掐斷了朝鮮與外界的大部分經濟往來，其半年的效果比過去20年的制裁大得多。制裁實施以來，朝鮮的貿易逆差達到20多年來最高，近90%的出口受阻，石油等戰略物資的進口也大幅銳減，2017年經濟增長率為負3.5%（20年來最低）。
其次，加大對朝鮮動武的姿態展示和方案準備。根據相關研究，向對象國展示軍事打擊的可信性是強制外交能否成功的關鍵，對於制裁成敗也具有重要意義。除1994年克林頓政府展示武力解決朝核問題的意願讓朝鮮惶恐外，此後的美國政府面對朝核威脅，主要是依靠增加軍演規模和頻次，加大在韓軍事存在等防守性姿態。此舉非但不能威懾朝鮮，反而可能讓朝鮮判斷美國會容忍朝鮮擁核。特朗普則反其道而行之，利用軍事打擊預案準備、極端言論和高級幕僚集體發聲等姿態大肆炒作對朝動武選項，刻意升級半島緊張情緒。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甚至表示將用“地球上前所未見的火與怒”懲戒朝鮮，引發全世界的擔憂。任何一個理性的政權，面對地球上最強大霸主的軍事威脅，都不可能置若罔聞。特朗普在軍事行動上的不確定性看似瘋狂，實則精明，使朝鮮切身感受到了軍事行動的威脅。
其三，在外交上，美國推動國際社會孤立朝鮮，避免朝鮮利用各國矛盾各個擊破，保障了極限施壓的效果。2017年以來，在美國推動下，葡萄牙、約旦等國宣布與朝鮮斷交，墨西哥、秘魯、科威特、西班牙、意大利等國驅逐朝鮮駐當地大使，泰國和菲律賓等國採取了大幅縮減與朝鮮經貿交流的措施等。特朗普對中國、俄羅斯也採用貿易戰和制裁等威脅，逼迫中、俄等加大了對朝高壓。
因此，今年朝鮮在核問題上出現重大轉向，與特朗普政府的強制外交有密切關係。特朗普政府和其日、韓盟友也都把朝鮮立場轉變歸功於特朗普的極限施壓。但當前美朝之間的無核化談判遇到瓶頸而遲滯不前，則與特朗普政府過於重視強制外交成功的前兩個條件（威脅的可信性）、而忽視後兩個條件（激勵的可信性）有密切關係。正如“強制外交”的命名者、斯坦福大學教授亞歷山大·喬治所指出的，強制外交包括“大棒”（強制）和“胡蘿卜”（外交）兩個部分，並且需要極高的操作技巧才能促其成功。
對於決策者來說，須知所有政策的效果都有其限度和邊界，重要的是保持不同政策工具之間的平衡。如果特朗普政府執迷於極限施壓的效果而不考慮給予朝鮮足夠的激勵（如棄核後的可信且長久的安全保障和機制、經濟補償等），那麼朝鮮為何要冒政權安全的巨大風險棄核呢？一個理性的政權，在政權安全的根本威脅沒有解決的情況下，如果遇到難以承受的高壓，寧可選擇“站着死”的風險，也不可能選擇“跪着死”的風險，畢竟前者更有生的希望。
因此，當前的關鍵問題是，不僅朝鮮要有棄核的勇氣和決心，美國也必須拿出大交易的魄力和決斷，在朝鮮棄核後的制裁解除、安全保障、經濟補償和體制存續等問題上提出切實、具體、明確的機制性方案，而不是給朝鮮畫餅充飢。如果沒有這樣的大手筆，那麼特朗普的強制外交恐怕也難以避免虎頭蛇尾的命運。
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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