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范爺逃稅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前一段時間，中國大牌電影明星范冰冰（俗稱「范爺」）逃稅一案被炒得沸沸揚揚。范爺逃稅使用的「陰陽合同」也被指為演藝界的通行做法，不知道還有多少明星會因此被查。

范爺被稅務當局追稅和罰款共計近8億元人民幣，然而比她逃稅行為，更應該受關注的，是她的巨額財產收入。中國巨大的收入差距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一種諷刺，也是對中共如何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個根本性的挑戰。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啟動中國改革開放的最響亮，也是最有效果的口號。鄧小平講「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的，是要帶動其餘的人也富起來，這就是他心目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邏輯。他當時預測，在相當長的時期內, 中國的人均GDP會低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但由於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財富分配上的優勢會使中國老百姓的日子好過得多。

很顯然，這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是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是對全社會命運共同體（即社會成員彼此之間的相互責任）的共識，而不是當下盛行的個人主義。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乃典型的資本主義。

如果先富起來的這部分人不能夠，也不願意帶動其餘的人富起來，鄧小平的邏輯就失效了，中國就很難說仍然是社會主義。如果他們不僅不能帶動群眾富起來，而且他們自己的斂財是靠將越來越多的人趕入貧困——壓低他們的工資，剝奪他們的工作，減少和堵塞他們上升的機會，那麼這就是現今流行的「賭場資本主義」（casino capitalism）了。

「賭場資本主義」主要表現為一種心態，是資本主義中最惡劣、破壞性最大的一種。它的現實基礎是所謂的「明星經濟」，在全世界都有上升的趨勢，在美國表現得尤為典型。「明星經濟」指的是社會財富大量向各行各業的少數幾個明星集中：明星企業家、明星投資者、明星CEO，歌星、影星、體育明星、政治明星等等。明星效應是聚集財富的捷徑。

2011年，美國仍在金融危機中掙扎時，華爾街至少有75個老總，平均到一年365天，他們每一天的工資收入，都相當於或高於美國公立學校教師的平均年薪（5.5萬美元）。有一個CEO的年終獎，比紐約州公立學校所有教師一年工資的總和還多，而且他領導的公司正在大面積虧損。

好萊塢大牌明星的超高收入更是廣為人知，對社會心理的影響也是普遍的、長期的。范爺現象是好萊塢文化和賭場資本主義正在向中國蔓延的一個明確信號，它們正在侵蝕社會主義的精神和肌體。

在美國，財富大量向佔總人口百分之一的頂尖富豪手中集中，大量的中產階層跌回社會下層。中產階層已經不到美國人口的一半，美國的社會不再是發達國家典型的橄欖型結構了。在世界範圍內也是如此：全世界最大的八個富豪的財產，相當於一半人類財產的總和。中共當局面臨一個抉擇：中國是不是也要沿着這條路走下去？

收入差距只是問題的一面，還有更致命的一面。「賭場資本主義」得名於它對社會道德基礎和風氣的損害。當人們看到有錢人賺錢那麼輕易，自己辛苦的人生顯得毫無意義；於是總是羨慕那些名人，幻想自己某一天中了頭彩，在賭場或在炒股票和房產中發了大財。曾有人做了這麼一個荒唐的計算：即使地上有一疊百元美鈔，也不值得比爾蓋茨彎腰去撿，因為他彎腰的那一瞬間掙的錢比這多幾倍。

美國藉以立國和崛起為超級大國的基本道德和價值觀和共識，如誠實，敬畏上帝，遵紀守法，勤奮努力和頑強的個人主義（rugged individualism）等正在被拋棄，因為在賭場資本主義下它們不靈了。

許多人沒日沒夜地拚命工作也無法養家糊口，更談不上前途。大批人在無奈中轉而依賴政府的救濟，放棄了努力；投機取巧、坑蒙拐騙大行其道，社會走向敗壞。將特朗普推上總統寶座的民粹主義的根源，是在賭場資本主義打擊下，在社會中下層產生的普遍的失落感和憤懣情緒。

很顯然，這種狀況是不可持續的，它必然導致社會動蕩。但總有人拿「市場規律」「經濟學法則」， 冠冕堂皇地來為之辯護。這其實是掛羊頭賣狗肉，以尊重市場規律為幌子，掩蓋寡頭壟斷的現實。正如法國經濟學家，《21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蒂指出的，這些華爾街大亨是利用其壟斷地位，自己給自己定工資和獎金。

數字經濟時代的市場規律起了很大變化。傳統的邊際效益遞減的規律，變成了邊際效益遞增的規律，邊際成本趨於零在很多行業正成為常態。由於信息爆炸和不對稱，消費者不再有能力選擇，而只認牌子，使金錢和人氣都朝少數幾個大公司聚集。自然壟斷又有了新的形式；捧明星、捧品牌成了主流商業模式。其他公司提供的產品和服務雖好，但無法競爭，因為寡頭已經佔據了大部分消費者的有限的注意力，使前者根本就沒有機會。

人類的總財富可以無限擴張，但人類的總注意力永遠有限。少數人可以用它們無限的財力去壟斷消費者有限的注意力，從而壟斷賺錢的機會，使財富大量朝少數人集中。

相對於他們享有的機會，這些超級富豪所付出的勞動和對社會的貢獻，遠遠小於他們所佔有的巨額財富。而這種機會只有一小部分是企業家在市場競爭中，靠打拚創造出來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尋租得來的，更多是由市場形態變化，技術發展，地緣經濟形勢，人口、資源、制度、政策等方面的變化，客觀造成的。他們成為富豪主要是幸運：出身優越，在恰當的時間出現在恰當的地點等；換上任何其他人也同樣能成功。因此，他們的財富、地位和優越感都缺乏充分的合理根據。

為社會做貢獻、為沒有他們那樣幸運的大多數創造機會、提供幫助應該是他們的本分，而不應該理所當然地拿高收入，像范爺們一樣，將依法納稅當成國家對他們的盤剝，千方百計地逃避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

中國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

在中國，國家掌握了大量資源，對經濟活動的干預能力也超強，因而存在着大量尋租空間，財富也更容易向少數權貴集中。混跡官場也成了中國式賭場資本主義一個重要特點。中國在許多方面都在學美國，基尼係數也已經非常接近美國的了。

再看看日本，那裡貧富差距要小得多，CEO和普通員工的工資差距也比美國小得多，但照樣產生了高質量的企業和高經濟增長。這就戳穿了「市場規律」的神話。日本的相對均富是建立在文化傳統和社會共識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赤裸裸的金錢關係上的。從文化傳統上看，中國的收入分配應該更像日本，但事實上卻在朝美國看齊，這是因為缺乏社會共識和對社會主義命運共同體的認同。

工業革命取代了大量的體力勞動，同時創造了許多腦力勞動的工作崗位。新的技術革命，特別是人工智能的發展，正越來越多地取代腦力勞動，但我們還想像不出體、腦力勞動外有什麼新領域，可以產生足夠的新就業機會，來接替正在消失的腦力工作崗位。未來的趨勢已經很明顯：生產足夠全人類享用的產品和服務需要的工作崗位越來越少。怎樣能將少數人生產出來的財富，讓大多數人分享，以免他們淪為以色列學者赫拉里所說的「無用階級」？這是一個與人類命運攸關的大問題。

收入分配應該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所在。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遠不成熟，在怎樣讓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接軌、融合，怎樣解決生產和創新的動力機制，並和收入分配製度有機結合等等方面，仍有大量的問題需要探討和創新，並且只有探討和創新一條路可走。因為很明顯，發達資本主義在這方面已經黔驢技窮、無招可使了。中國有條件，有基礎在這方面努力為萬世開太平。首先要做的是建立社會共識，保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不毀於賭場資本主義，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制度創新。

過去幾年，中國在國企的收入分配製度上已經作了大幅度改革，老總的收入比較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了。類似的改革在體育界也正在起步，在商界也造成一定的衝擊波。范爺被查看似一個偶然事件，卻又蘊含著中國政治邏輯的必然性。它標誌着演藝界收入分配改革的開始，標誌着中國拒絕走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尤其是英美式資本主義的老路，並在將來重蹈它們的覆轍。

這些改革能否成功，要看中國能在多大程度上擺脫市場神學和舊社會主義觀念的束縛，能在多大程度上重建社會共識，並在制度創新上取得突破。如能如此，以上所述就可被視為范爺逃稅事件的歷史意義了。

但中國也存在一種現實危險，即既得利益集團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執意將中國引向賭場資本主義。和西方國家一樣，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總是和權力攪在一起的，但中國卻沒有民主選舉這一層保險，須要靠共產黨的自我凈化來堅持政權的人民性。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網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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